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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第一荐 | 如何复兴中国哲学 ——方东美复兴中国哲学的“蓝图”

中国哲学 2019-01-03


方东美


【摘要】 面对中国哲学自清代以来走入低潮,方东美非常关注中国哲学的复兴。在他看来,几千年的中国哲学史大致分为“成型期”“再创期”“再生期”几个主要阶段。而且,从形上学的角度看,足以代表中国哲学基本精神者为原始儒家、原始道家、中国大乘佛学和宋明新儒学四大精神传统。基于此,他提出以复兴“人格超升论”来复兴中国哲学的“蓝图”。因哲学由人创造,哲学为人存在,故方东美的“蓝图”对于复兴中国哲学可谓根本之举。

作者:程志华。河北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许金哲。河北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文章选自《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6期

在对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中,方东美认识到,现代中国哲学已经衰微,因此需要复兴中国哲学。

他说: “如今的西化论者对于希腊的文学、哲学,希伯来的宗教,以及近代的科学文化(并非只是科学唯物论)等等,根本都是彻底的误解。因为我们对自己误解,对西方的误解,所以半个世纪以来在思想上缺乏长进,这才是真正的空袋子。如今我们应当重新发掘民族文化的优越,重新创造。” [1](P.13)

关于复兴中国哲学,方东美的思路是,在自己的立场上,发扬本有的创造精神,培养内在的智慧,然后去会通西方哲学。

他说: “使哲学在我们的时代、尤其是在中国能够复兴,然后拿中国复兴的哲学思想去面对西方,也促进西方衰退的哲学精神能够复兴。” [2](P.11)

为了复兴中国哲学,方东美不仅考察了中国哲学的发展轨迹,分析了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而且设计了中国哲学复兴的“蓝图”。

一、中国哲学发展的阶段

方东美认为,哲学乃探本求源的学问。

他说:“总摄种种现实与可能境界中之情与理,而穷其源,搜其真,尽其妙,之谓哲学。” [3](P.2) 由此来讲,哲学实际上就是形上学。那么,何谓“形上学”呢?他说:“形上学者,究极之本体论也,探讨有关实有、存在、生命、价值等,而可全部或部分为人类颖悟力所及者。且其说不一,容有种种殊异之诠释。” [4](P.20)

[1]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M].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3.
[2]方东美.方东美先生演讲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3.
[3]方东美.哲学三慧[M].台北:新中国出版社,1968.
[4]方东美.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上)[M].孙智燊译.北京:中华书局,2012.

按照形上学的这一视角,方东美分析了中国哲学的“主干”(主要内容)。关于此,许多学者通常以某一个学派为“主干”或代表,然而方东美却没有将中国哲学置于某个学派之下,而是以四大精神传统为代表。

在他看来,足以代表几千年中国哲学最高精神成就者,为原始儒家、原始道家、中国大乘佛学和宋明清新儒学四家。 [1](P.8) 因此,要历史地把握中国哲学的发展轨迹,综合地把握中国哲学精神,应该着眼于这四大精神传统,而不能局限于其中一家。

关于中国哲学的发展轨迹,方东美认为, 唯有依据第一手资料,历史地、客观地研究,方可准确把握之。 他说:“中国哲学史亦然,首先当解决文字的困难,以当时的思想还之于当时,再按系统传续下来,才能获得中国哲学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 [1](P.7-8)

基于“第一手资料”,方东美将中国哲学史划分为“成型期”“再创期”“再生期”三个主要阶段。

其一,成型期。

时间大约为公元前1146-前246年,历史上主要指周朝时期。这个时期为有可信史料记载的“伟大的形成时期”,出现了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原始墨家,为中国哲学创造力之最盛期。 [4](P.24)

不过,这个时期之前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起源时期,即大约公元前5042-前1142年,约四千年的“上古洪荒时代”。这个时期没有完整的史料记载,但其神话、宗教、诗歌的“三重唱”“隐涵”一套“原始本体论”。 [4](P.24)

中国哲学进入“伟大的形成时期”后,儒、道、墨三家理论系统的出现非常关键,因为它们均为周代文化的“ 哲学的制定 ”。所谓“哲学的制定”,即“哲学革命”,指由“神秘经验”到“理性精神”的转变。方东美说:“‘哲学的制定’(Philosophical enactment)——把宗教的世界转变成为哲学的世界,把宗教的人转变成为理性的人,这理性人或是科学家或是哲学家,然后在思想上做重新建立的工作。” [1](P.97)

具体来讲,周代文化是“ 早熟的文化 ”,其在原始信仰尚未充分发展时,已经转变为“ 理性文化 ”,而促成这种转变者为儒、道、墨三家。不过,这三家虽然同为“理性文化”,却具有不同的理论主张。

他说:“墨家是宗教的还原,道家是哲学的还原。而在两者之间的就是中国古代儒家的思想。” [1](P.103) 墨家将世界归本于有意志的“天”,“把哲学世界还原到宗教世界”,故可谓为“宗教的还原”。道家采取反向或否定的态度,将“现实世界、现象世界剖开至其根本”,故可谓为“哲学的还原”。儒家则介于两家之间,既具有承续传统的保守一面而为“宗教的还原”,又具有革新传统的创新一面而为“哲学的还原”。 [1](P.103)

其二,再创期。

时间大约为公元前246-公元960年,历史上主要指汉唐时期,为“中国哲学之吸收与再创期” [4](P.24)

方东美认为,这个时期,传统墨家未能延续,只剩下传统儒、道两家彼此消长,但最终却“让位”于大乘佛学。或者说,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经过长期的酝酿、吸收与再创,最终形成高度创发性的玄想系统,此即中国大乘佛学。 [4](P.24)

从哲学方面来讲,这一时期,儒、道、墨三家均无大的发展,出现“成型期”后的一个“低谷”。他说:“当时举国上下,人人方汲汲于事功征伐,忽于玄想,思想界玄风浸衰,其号称一代祭酒者,固学者辈出,然俱非独立之思想家。此段时期,少数哲匠不为杂家,即为批评家:前者如吕不韦、刘安、董仲舒等,后者如王充之流。若辈中人即或仍谈学论道(形上学),然其兴趣重心,固早巳移至以宇宙论及宇宙发生论为主题矣。

通常虽多依原始萌芽科学(阴阳五行之说)为基础,间亦诉诸诗意幻想。” [4](P.151) 不过,此时外来的佛教在中国却不仅“落地”“生根”,而且“开花”“结果”,形成“中国化”的大乘佛学。在方东美看来,所谓“中国化”的大乘佛学,意指其已然为中国哲学,而非外来的哲学。不过,尽管中国大乘佛学有诸多宗派,但只有三论宗、天台宗和华严宗足以代表中国哲学智慧。 [4](P.12)

其三,再生期。

时间为公元960年至今,历史上主要指宋明清几个朝代,为形上学之“再生期”,以新儒家之三派为代表,共同特点为受佛、道两家影响颇深。在方东美看来,这个时期,在佛道两家的冲击和影响下,儒家形上学的“原创力”开始“复苏”,从而出现了“唯实主义”“唯心主义”和“自然主义”三种儒家学说。

他说:“吾人先后在新儒学(性、理、心、命之学)之形式中,次第复苏中国固有之形上学原创力,而新儒学,亦多少沾染一层道家及佛学色彩。在此段再生期中,其最突出而值得注意者,为产有三大派形上思潮:(1)唯实主义型态,(2)唯心主义型态与(3)自然主义型态之新儒学。” [4](P.24-25) 具体来讲,“唯实主义”强调“理”的实在性,以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北宋五子”及南宋朱熹为代表。“唯心主义”强调“心”的本体地位,以陆象山、王阳明为代表。“自然主义”崇尚自然,重视实践,以王廷相、“东林学派”以及王夫之、颜元、李塨、戴震为代表。关于形上学的“再生期”,方东美说:“由九六○年以迄今日,为形上学之再生期,表现为新儒家三态,而俱受佛、道两家影响。” [4](P.24)

显而易见,上述三个阶段均为中国哲学之发展时期。方东美进而认为,与三个发展时期相对应,中国哲学亦经历过三次“堕落”。

第一次是秦汉时期。

这个时期自由创造精神衰退,所出现的思想家多为“杂家”,而非创造性的思想家。

关于两汉时期,他说:“暴秦之后产生两汉思想,这时期政治武功昌明,实际上却是精神堕落的时期……所以汉代没有一位创造性的思想家,是思想堕落的时代。” [1](P.38) 关于魏晋到六朝末年,道家衰退后道教起而代之,而道教乃对道家的“异化”。他说:“汉武帝时,原始儒家已经衰退了,汉儒所说的是经学。魏晋到六朝末年,道家哲学也衰退了,道教起而代之。” [1](P.7) 正因此时中国哲学“堕落”,印度佛教才乘虚而入。他说:“汉末不重原始儒道思想,印度思想便乘虚而入。” [1](P.8)

第二次是唐末五代十国大动乱时期。

这个时期,因为政治动荡,国力衰微,儒家、道家以至佛教均出现“堕落”。

他说:“在唐末五代十国时,不仅原始儒道衰退,连佛学也保不住。这个大动乱时期,政治黑暗,社会崩溃。” [1](P.38)

第三次是清代以后。

清朝以后,由于“异族”入侵,加上西方侵略等原因,中国哲学再次出现“堕落”。

他说:“明清之后又受异族的压迫而一蹶不振。……鸦片战争后,中国以被侵略的方式遭遇西方文化的冲击,此时西方最精华的思想并未传入,只是以飞机大炮为后盾来摧毁我们国家民族的统一。加以近代教育之错误,使青年总以外国月亮为圆,在精神上萎靡不振,后来虽想迎头赶上,却又食古不化,相继模仿日本、欧洲、美国,而一一失败了。五十年以来使得青年的文化意识、民族精神、人格尊严都丧失殆尽。” [1](P.38) 在方东美看来,此次“堕落”程度之深可以“死亡”言之。他说:“中国哲学到清初已经死了。所有创造的思想停止了,到今天三百多年,哲学已经死了三个世纪。” [1](P.7)

这样讲来,中国哲学史实分为高低起伏的几个阶段:

在先秦处于高潮,进入汉代渐入低潮;自魏晋到唐代重新进入高潮,到五代又逐渐走向低潮;从北宋到明代再度形成高潮,清代以后又一次渐入低潮,以至于中国哲学“死了”。

二、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

在方东美看来,代表中国哲学最高成就的四家有不同的主张,因而体现出不同的理论特征。具体来讲,

原始儒家崇尚“中庸”“时中 把宇宙真相、人生真相置于“时间流”之下,体现着“生生不已”的创造精神,故而可喻为“ 时际人 ”。

原始道家崇尚“虚”“无”, 主张精神超升到宇宙最高境界,然后从最高境界即“太空”观照世界,体现着“天马行空”的艺术精神,故而可喻为“ 太空人 ”。

佛家分为“小乘”和“大乘”,“小乘”执着“空”,主张排斥生命世界,故为“遣空”;“大乘”主张参透人生苦痛,并以“大慈”“大悲”“大智”重返世间,故为“兼综时空”;若将“大乘”和“小乘”综合起来,即为 兼综时空而迭遣

宋明新儒家吸纳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及大乘佛学之精华,或者从时间或者从永恒而观照,故为 时空兼综人

质言之,原始儒家代表“ 圣贤 ”人格,原始道家代表“ 诗人 ”人格,大乘佛家代表“ 先知 ”人格,宋明新儒家继承并综合三大传统,主张“ 人与天地万物一体 ”。

方东美说:“各家原属不同格局之人格类型;道家为典型之‘太空人’(故尚虚、无);儒家乃是典型之‘时际人’(故尚时、中);佛家乃‘兼综时空而迭遣’(故尚不滞、与无住);新儒家则意在成为‘时空兼综人’(故兼时空而不遣)。” [4](P.8)

不过,方东美认为,尽管四家有不同主张,体现出许多不同特征,但它们亦具有许多“ 通性 ”,而这些“通性”代表着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故,可由此来综合地把握中国哲学精神。

在他看来, 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旁通统贯论”, 指中国哲学将宇宙万物看成“纵之而通、横之而通”的整体,故为一套“机体主义”的形上学。

方东美说:“中国哲学一向不用二分法以形成对立矛盾,却总是要透视一切境界,求里面广大的纵之而通、横之而通,借《周易》的名词,就是要造成一个‘旁通的系统’。这是中国哲学与其他哲学最大的差异。” [1](P.22) 质言之,“机体主义”反对对立的、机械的、封闭的宇宙观,主张联系的、统一的、圆融的宇宙观。

方东美说:“中国哲学精神之显扬,恒以重重统贯之整体为中心,可借机体主义而阐明之。作为一派形上学理论,机体主义可自两方面着眼而状摹之,其特色如次:自其消极而言之,机体主义,一、否认可将人物对峙,视为绝对之孤立系统;二、否认可将宇宙大千世界之形形色色,化为意蕴贫乏之机械秩序,视为纯由诸种基本元素所辐凑排列而成者;三、否认可将变动不居之宇宙本身,压缩成为一套紧密不透风之系统,视为羌无再可发展之余地,亦无创进不息生生不已之可能。就其积极面而言之,机体主义,旨在统摄万有,包举万类,而一以贯之;当其观照万物也,无不自其丰富性与充实性之全貌着眼,故能‘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而不落于抽象与空疏。……形成一在本质上彼是相因、交融互摄、旁通统贯而广大和谐之系统。” [4](P.23)

方东美认为,这是中国哲学四大精神传统在理论上的共同取向。他说:“中国哲学,不管其内容属于那一类那一派,然而中国哲学中的那一类那一派哲学之成立,总是要说明宇宙,乃至于说明人生,是一个旁通统贯的整体。用儒家的名词,就是‘ 一以贯之 ’(Doctrine of pervasive unity)。这是中国哲学上的第一个通性。” [2](P.39)

具体来讲,儒、道、佛诸家尽管有不同的主张,但均认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处于交感和谐之中。

方东美说:“各家之间,无论其心态气质差异如何,其世界观或宇宙观皆莫不倾向于就理想层面而立论,以符合其在道德、懿美、宗教等三方面高度理想之标准,则其致一也。” [4](P.8) 当然,至于如何把宇宙看成“旁通统贯”的整体,各家的主张并不相同。

就儒家来讲,“旁通统贯论”从“人事”的角度来讲, 所采取的形式为孔子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即“忠恕之道”或“挈矩之道”。他说:“中国哲学的内容有三大通性,第一就是孔子所谓的‘吾道一以贯之’,将整个宇宙人生形成一贯的总体。” [1](P.33)

就道家来讲,“旁通统贯论”从“自然”的角度去讲, 基本理路是“了解宇宙里面最高的秘密与真相,乃至于最高的价值”,从而把宇宙看成“旁通统贯”的整体。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样把宇宙论放在最后阶段才讲,从理想转变为切近现实,便是道家的一贯之道。” [1](P.34)

就佛家来讲,“旁通统贯论”亦从“人事”出发, 致力于消除各种执着和偏见,修炼出“内在的精神之光”,然后“投射到宇宙上面”,使精神和宇宙“最高真相”化为一体,从而将宇宙看成“旁通统贯”的整体。他说:“三种差别的世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最后又联结形成一体,以最完满的智慧将三者贯穿起来,这就是佛学的一贯之道。” [1](P.35)

其二,“道论”即“殊异之道论”, 指中国哲学为对宇宙“根本之道”探究的形上学。在方东美看来,中国哲学把宇宙理解为“旁通统贯”的整体,然后以“一以贯之”的形式探究其内容,其中对于“根本之道”的探究便为“道论”。

总的看,代表中国哲学最高成就者虽有四家,但这四家都追求宇宙人生的根本,都非常关注“道”的探究和阐发。或者说,无论是主张“ 道德精神 ”的儒家,还是主张“ 艺术精神 ”的道家,或者主张“ 超越精神 ”的佛家,其在成就理论系统时都非常重视形上学,而这形上学便为“道”的智慧。因此,“道”在中国哲学中是个基本范畴。

不过,不同哲学派别之“道论”的内容却有所不同。他说:“‘道’之一辞,虽为诸家通用,堪称共名,然于各系统之中,意指不一。” [4](P.26) 因此,方东美又将“道论”称之为“殊异之道论”,以表明儒、道、佛三家“道论”内容的区别。他说:“殊异之道论——‘道’之一辞,意蕴丰富,涵义各殊。” [4](P.7) 具体来讲,

儒家的“道论” ,将“一以贯之之道”分析为三,讲“天道”“地道”“人道”,即所谓“三才之道”。所谓“天道”,指《周易》“乾元”所象征的宇宙“大生之德”,即原始的创造力;所谓“地道”,指《周易》“坤元”所象征的宇宙“广生之德”,即孕育万物的能力;所谓“人道”,指人与天地万物一体,并“厥尽其参赞化育之天职” [4](P.26)

道家的“道论” 虽然也承认人类社会的价值,但否认人类社会的价值为最高价值。因此,它要在人类社会价值之上再向上追求。由此来讲,“道家所讲的道,是超脱解救之道” [2](P.44) 。就此来讲,如果说儒家哲学讲本体论,那么道家哲学则讲“超本体论”。方东美说:“天地之最初秘密并非透过本体论肯定其有,而是透过超本体论看出其隐藏一切表相之后的最后真相,这就是道家之道。” [1](P.30)

佛家的“道论” 分为“束缚道”和“解脱道”两种。所谓“束缚道”,指小乘佛学的“道论”;它认为,人生无非是“痛苦”“愚昧”“毁灭”“死亡”的“苦海”,人们今生今世必然束缚在轮回之中,脱离“苦海”的希望只能寄托于“来生”。所谓“解脱道”亦即“菩提道”,指大乘佛学的“道论”;它认为,人在生活中之所以感受痛苦和困惑,主要原因在于人们缺少“智慧”,而大乘佛学可教人以“智慧”,从而使人摆脱痛苦和困惑。 [2](P.49-51)

其三,“人格超升论”, 指个人品格发展均可层层上跻,以臻于种种崇高之理想境界。

在方东美看来,中国哲学的“旁通统贯论”和“道论”,最终均以“人格超升论”为目的。

他说:“各种不同的道论,都是要把世界提升到理想的存在平面。人生要配合这个理想的世界,要从人类现实的智能才性培养出来美的人格、善的人格、真诚的人格,这样产生‘ 理想化与圆满无缺的人格 ’(Idealized personality, integrity of human personality)。” [2](P.64)

依着方东美的理解,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在看待“个人”时有不同的着眼点。具体来讲,

西方哲学存在两种极端倾向:

一种是贬低人性。例如,基督教哲学认为“人性悉有原罪”,故而导致人的“自我贬抑,自我否定,甚至自我毁灭”。

另一种是抬高人性。例如,近代西方哲学认为“个人为自然演进之颠峰”,故而导致人的“自我崇高,自我赞美”,乃至“狂妄自负”。 [4](P.27-28)

中国哲学则与之不同,它区别人性的“实然状态”与“应然状态”,并致力于将人性从“实然状态”提升到“应然状态”。

方东美说:“其论个人,恒兼顾其可观察之现实性(实然)与理想化之可能性(应然)两方面着眼。由现实至可能,其间原有一种极细密之自我实现历程,一种极艰苦之自我修为功夫,以及全幅自我实现之道。” [4](P.28) 正是因此,中国哲学形成了独特的“人格超升论”。

他说:“了解中国哲学一定要透视那一个哲学系统后面所隐藏的精神人格,把它呼之欲出!就一个人格的精神来看学说的内容,这是中国哲学思想上面的一个特点。” [2](P.67)

的确,儒家、道家、佛家都主张“人格超升论”。方东美说:“中国四大思想传统:儒家、道家、佛学、新儒家,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就是哲学的智慧是从伟大精神人格中流露出来的。” [1](P.39)

不过,这几大精神传统的具体理想和路径却不相同。具体来讲,

就理想化人格来看,在儒家是“圣人”,在道家是“至人”,在佛家是“觉者”。

方东美说:“儒家谓之高明峻极之人格典型或圣贤;道家谓之神人或至人;佛家则谓之觉者,而上参佛性。” [4](P.28) 就实现路径来看,

儒家主张着眼于现实人生,以“身体力行”实现“圣人”人格。 方东美说:“真正的儒家,他的圣者气象要在身体力行中表现哲学的智慧。因此儒家的生命焦点集中于现在世界的阶段!他的圣者气象属于现在的世界这一个阶段。” [2](P.68)

道家主张超越现实人生,凭借“奔放的想象力”实现“至人”人格。 他说:“道家不是生活在现在的世界上面,他生活于陶醉过去的梦境中——‘黄金时代’,再把他的梦呓以诗人的幻想投射到未来可能的境界里面去!” [2](P.69)

佛家强调现实人生的负面,主张从事“反轮回”,在精神上求解脱,实现“觉者”人格。 他说:“佛家的宗教开了一条路,把过去、现在的世界都当成一个现实的世界。然后,对于已有的世界不满足,要把这个世界投至未来的结就,……然后在‘未来的命运’(Future destiny)上面看人类怎么样子解放,佛家是代表一个先觉的精神。” [2](P.69)

三、复兴中国哲学的“蓝图”

如前所述,中国哲学自清代以后走入低潮,以致于走入“死亡”的境地。不过,方东美所谓的“死亡”,并非指其真的已走入历史,而仅是指表面的“死亡”;它一旦受到“新刺激”,还会再复兴甚至出现新高潮。

他说:“清代哲学表面上看来是死了,其实它是受到新刺激,在一两百年来,会再有新的高潮,决非肤浅的西化论者所能预料。外在的刺激使内在的创造冲动再生,所以中国一定会再有高度的哲学智慧。” [1](P.8)

方东美的意思是,依着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看,中国哲学在经历了低潮后,一定会再有“新高潮”出现。他说:“今天人类在精神的各方面无一不堕落,哲学上也尽是些肤浅的知识,面对这种时代精神,实在令人垂头丧气;所以我们今天必须重新开辟精神上的光明境界,透过哲学智慧重新创造一新的世界,形成统一的科学思想系统、统一的宇宙构造理论、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终至道德、艺术、宗教领域之次第完成。……老子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就是这个意思。” [1](P.39)

因此,现代哲人应承担起这个历史使命,为中国哲学的复兴描绘“蓝图”。他说:“现在面临着整个世界哲学的衰退、中国哲学的死亡,内心实在应从困惑、痛苦、惭愧里面赶紧觉醒过来,实在需要先在精神上重新振作,决心要为将来的中国、将来的世界创建一种新的哲学。假使哲学的命脉在我们的精神里面没有死亡,我们应当要担负起一种责任,为未来的世界,在这个哲学上面要打一个蓝图,仿佛建筑师一样,要建筑一个新哲学的体系!而这个新哲学的体系要有计画的建筑起来,要根据蓝图。” [1](P.8-9)

对于复兴中国哲学,方东美有充分的自觉,并为复兴中国哲学描绘“蓝图”。

在他看来,复兴中国哲学的途径分为“自救”和“他助”两种。他说:“矫正诸失,约分两途。一者自救,二者他助。” [3](P.21)

所谓“自救”, 是指充分认识自身不足,并利用自有资源“矫正”,将其恢复到原始儒家、原始道家的精神高度。

所谓“他助”, 是指吸取西方哲学之长处,以弥补中国哲学之不足,从而促进中国哲学复兴。

不过,在二者当中,方东美更重视“自救”。他说:“中华文化本身有高潮也有衰退的时候,在今日这文化衰退的时代,应当把衰退时候的一切现象认清,再拿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为根据,如原始儒家、道家、墨家、大小乘佛学,尤其是大乘佛学,再往下一直到宋明理学,……根据这些高尚的精神成就,来表达我们高贵的人性,更一心一意向上追求,……如此中国文化的复兴才有希望。” [2](P.188)

他的意思是,要复兴中国哲学,需要“自我还原”以找到“立脚点”,然后依“活泼泼”的创造精神吸取西方哲学精华,进而实现中国哲学的复兴。

他说:“我们承受中国的文化传统,应当在这种优美的精神传统中,先自己立定脚跟,再在自己的立场上发展内在的宝贵生命和创造精神,然后培养成内在的智慧,虚心反省自己的优劣,再原原本本地去看西方文化,以取法乎上,得乎其中。” [1](P.4)

就此来讲,若从整个中国哲学史衡量,现代中国哲学可谓“吸收摄纳期”。他说:“倘……再更进一步,……无疑显指针对西方思想模式之吸收摄纳期。今日学界之中,凡观察敏锐之士,皆不难处处嗅到此种气息焉。” [4](P.24)

在方东美,“自救”的根本方法乃复兴“人格超升论”。

他的意思是,借助道家空灵超拔的精神,把现代人失落的生命精神一步步提升,直至最崇高的价值理想境界,然后再将最崇高境界的生命精神一步步向回落实于生命的各个层次。

他说:“学哲学的人如果只认识此世之丑陋、荒谬、罪恶、黑暗,就根本没有智慧可言。应该由高空以自由精神回光返照此世,把它美化;在高空以自由精神纵横驰骋,回顾世界人间,才能产生种种哲学和智慧。” [1](P.9)

质言之,“生命”“大化流行”的过程应是“双回向”的:既层层“向上超越”,亦步步“向下流布”。 也就是说,以物质世界为生活基础,去发扬生命精神、从事生命活动,以达到理想境界;在达到理想境界之后,生命精神并不能停滞无为,而应该“向下流布”,“反向”地关注生命层次,由上到下逐步“点化”现实生命。

具体来讲,方东美区分了 “生命”的两个“界域” :“形下的自然界域”和“形上的超自然界域”。

所谓“形下的自然界域”, 包括三种人生境界:

第一,“物质境界”,指凭借自己的生命能力来肯定、驾驭、“开辟”物质世界,并由此安排自己“躯壳”健康存在的境界。

第二,“生命境界”,指在行动上表现出某种创造性的境界。

第三,“心灵境界”,指以知识为基础、以理性作指导、把生命安排在“真理世界”的境界。

概括地讲,这三层境界所对应的人统称为“自然人”;“自然人”可以“开辟”出一个自然世界,但并不能构成意义或价值世界。因此,“生命”并不能停留于此,还需要向上提升。

所谓“形上的超自然界域”, 也包括三种人生境界:

第一,“艺术境界”,指依着生命冲动和幻想创造和运用语言、符号美化自然世界所得的境界。

第二,“道德境界”,指以道德作为生命本质和生命价值所达到的境界。

第三,“宗教境界”,指精神提升到尽善尽美程度所达及的境界,它可以包容、统摄、左右、支配全世界。

概括地讲,上述三种境界所对应的人统称为“ 形上人 ”;“形上人”立足于自然世界而又超越自然世界,表现出高度的艺术好尚、哲学智慧和宗教精神,从而创造尽善尽美的“神圣世界”。在方东美,这六种人生境界是分层次、逐层提升的,故而为人之不断努力超升的阶梯。 [2](P.11-21)

如前所述,生命精神在达到最高境界之后,还应“向下流布”,“贯注”到所有生命层次,“点化”现实生命。依着他的理解,生命精神一旦到达“神圣境界”,就会有无穷的力量“发泄”出来,使之“循下回向路径”再把它贯注到所有人性层次。

他说:“它有无穷的力量发泄出来,可以以这个路径向这一方面贯注到一切人性上面,就是道德的人格、艺术的人格、宗教的人格,一直到自然人的一切的知识活动,行动的人一切的动作里面。它的精神无所不赅,无所不贯注。” [2](P.23)

他还说:“他的精神像一个大水闸,把它一开了之后,它贯注流遍一切境界、一切领域,一直到达物质世界的低层,这样子的力量都是从上而来。” [2](P.27)

在方东美,“生命”的层层“向上超越”,既是“提升”,也是“创造”;同样,生命的层层“向下流布”,亦既是“提升”,又是“创造”。

他说:“自然人宗教化、精神化之后,在他的一切活动中,假使他有行动,他不仅仅是拿行动人的资格,他是拿神圣行动人的资格;他不仅仅创作,而他创作的目的是要提升整个世界的价值;他不仅仅有知识,而他这个知识的限制可以补救,把有缺陷的知识变成完美的知识。” [2](P.23-24)

这里,方东美强调“生命”依“双回向”路径“创造”,不仅把“形下的自然界域”与“形上的超自然界域”统一起来,而且因为凸显生命的“创造”,亦实现了其理论体系的周延、圆满。他说:“我之所以画这两条线是借用佛学上面所谓‘上回向’这双轨的路径,说明宇宙精神体同自然界的亲密关系。” [2](P.23)

结语

总而言之,中国哲学自清代以后走入低潮,方东美致力于复兴中国哲学。

为此,他不仅考察了中国哲学史的发展阶段,分析了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而且提出复兴中国哲学的“蓝图”,即以复兴“人格超升论”为根本方法的思路。质言之,方东美复兴中国哲学的“蓝图”是,通过提升人的生命精神,不仅克服人类的意义危机,而且也实现中国哲学的复兴。

关于这个思路对于复兴中国哲学的意义,方东美本人坚信不移。他说:“要是能够把这么一个蓝图体会到并树立起来建筑一个立体的宇宙,在这个立体的宇宙里面成就一个最高的神圣的人类生命价值在上面,然后慢慢一步一步的向上提升人类的精神。我想,……假使这么一个精神进到‘牛津大学’……牛津大学里面的哲学精神一定复兴起来。在中国这一方面,假使这么一个精神能够建立起来,作为我们生活的途径、生活的标准、生活的理想同现实的榜样,那么,春秋战国时代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原始墨家所建立的最高哲学智慧,可以复兴于今日。” [2](P.27)

关于复兴中国哲学,学界已有诸多讨论,也提出了诸多“蓝图”。在这众多“蓝图”当中,方东美以“人格超升论”来复兴中国哲学的“蓝图”颇有价值,甚至可称为根本之举,因为无论是何种哲学,它均由人而创造,亦均为人而存在。

参考文献:

[1]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M].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3.
[2]方东美.方东美先生演讲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3.
[3]方东美.哲学三慧[M].台北:新中国出版社,1968.
[4]方东美.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上)[M].孙智燊译.北京:中华书局,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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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价

  • fish 1秒前

    中国哲学在对智慧的追求是无尽的

卧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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