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丘奇曼|什么是科学哲学?

2019

02/09
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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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共7809字,阅读约需时20分钟



科学哲学究竟应该研究什么?在 《科学哲学》创刊60周年之际,这一问题的答案仍不十分清楚。从前,科学哲学似乎主要研究科学理论的迷惑和不完美之处,很少涉及管理领域。但管理是人类至关重要的活动,如果管理不当,那么就会给我们带来毁灭性灾难。特别是,非常需要反思如何管理科学,因为科学家认为自己是“真理制造者”。因此,希望科学哲学致力于探索现代科学的真正疑惑之处,研究如何管理自由科学以使得把合理的伦理论证转变为伦理行动。


早年,本人曾担任过《科学哲学》期刊的主编。 现在,半个多世纪之后,必须承认我不是十分清楚:该期刊除了力图反思科学的意义以及科学与其他人类活动的关系外,还研究了些什么。


此时,我甚至更加无法确定其办刊目的。该期刊似乎花了大量篇幅来研究科学理论(特别是物理学理论,在所有学科中,物理学是最使人迷惑的学科)的迷惑和不完美之处。人类是否应该研究物质的本性?这种研究是否有危险?是否符合伦理规范?它与其他人类利益和人类活动有什么关系?实际上,该期刊从未讨论过所有这些使物理学研究变得复杂化的问题,甚至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即将50年之际,情况仍然如此。事实上,物理学研究已几乎使人们相信人类将要在核冬天的地球表面上消失,但在名为“科学哲学”的期刊上,这一事实却并未成为值得一提的话题。


制造原子弹是原子物理学研究导致的结果吗?是的。详细阐述原子理论;在20 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实现了通过炸弹形式来产生原子能;对原子弹的恐惧促使爱因斯坦写给罗斯福总统那份著名的信;曼哈顿(Manhattan)计划及其“成功”。 这些事件形成了历史叙述中的因果链条,从而导致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爆炸了原子弹。然后,进入超级大国间的核威慑时代,而这些事件也成为该时代的焦点;一直到最近,情形仍然如此;无疑,未来的数个世纪仍将是核威慑的时代。既然如此,除非能严密控制物理学的研究结果,否则,我们不应该禁止这种研究吗?



科学事业管理

提这样的问题可能显得有点可笑,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就根本不该考虑这一问题。事实上,科学看起来从不研究该问题,在特殊的科学组织方式中,“应停止物理学研究吗?”这种问题不属于任何已知的学科,特别是,肯定不属于物理学;典型的科学家根本就不愿意思考如何研究这种问题;对于大多数科学家来说,即使他们留意到了它,也会说这是伦理问题,越出了科学的疆界。我赞同它确实是伦理问题,但更有意义的观点却认为它是科学管理问题。 本文提出,存在科学事业管理这样一种活动,忽视这种活动已经给世界的明天和科学本身的未来都带来了不幸。


英文中的“管理”(management)一词来源于意为“手”的拉丁文单词,因而使人联想到手能灵巧地完成各种动作:移动、做手势、指向、拳打、以及由心灵控制的其他操作(有些动作令人异常兴奋,有些却很呆板)。管理是为了实现各种目标而创造和使用资源的活动。在我的哲学生涯中,为了学习管理人类事务,一度放弃了模态逻辑的纯学术研究,可并未走捷径,首先学习了统计学,但统计学理论的哲学性太弱,因此,我又涉猎了运筹学,有人声称运筹学是一种“科学的”管理方法,其实不然。


我发现一旦让哲学家来到管理领域,他们就一定会看到这个领域是荒谬而过分简单化的,而且如果诚心诚意,那么他们就必定会发现这个领域充满了他们应该解决的问题。我第一次接触管理领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工作是制造小型武器的弹药,如果您是这种弹药的制造者,那么您的管理问题是什么?对于有推理能力的人来说,管理流程似乎是这样:制造子弹,对其进行检测;如果没有问题,就把它们包装好,安全运送到目的地;要确保美国兵(GIs)知道如何在功能正常的枪械中使用它们,便使这些子弹得到正确使用;把剩余的子弹储存在安全的地方,以确保其不变质。这就是全部管理问题吗?不是很完全,可使其范围继续扩大,其中就存在这样的伦理问题:美国兵是否应该参加战争?无论何时,只要有必要,他们就应该力图杀死所谓的敌人吗?这些问题是制造者的管理问题吗?一定不是吗?什么管理是决定一个管理者管理问题的全部种类呢?



科学家喜欢研究纯基础的问题,以免失去精确控制;但现在是战争时期,战争目标的要求远远超出了精确控制。作为一个科学家,告诉您做什么的论述科学方法的教材在何处?根本就没有,因此,您只能竭尽全力,直到战争结束,又能安全地去研究那些只有少数人了解而且与此无关的问题?什么管理使纯科学成为一个“安全的工作场所”?


管理领域的这第一次经历对我有巨大的智慧启迪。我知道在符号逻辑领域中存在“证毕”,在这儿,问题消失了;当然,您能使用这个已被证明的定理进行其他证明,但该证明已结束了。然而, 在管理领域,没有什么曾被“证明”过。 事实上,说管理者从来没有“解决”他们的问题,这不会有什么错误;一些管理问题很少要求注意时间变化,但从未被真正解决。对此,您能明白其中的原因。如果管理者认真履行其职责,那么就不得不扩大他们关注的范围,他们可以说“那件事归机构中某个别的管理者负责”,但一旦懂得其他管理者所做的决定将影响他们自己的管理,他们就不会放任不管。实验室技师在报告观察现象中会表现出疲劳和偏见,仍然记得:当我问实证主义朋友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时,所做的回答,他们说“那是心理学的事”,而且永远不要担心它。实证主义者设想:通过在各个学科间创建“无门之墙”,使得科学能够避免扩大问题的范围。



管理者包括科学家

天真的哲学家一旦开始思考管理中的哲学问题,马上就会产生两点想法:第一,管理问题总是开放的、不断扩展的,因此,还原论是不可能的;第二,任何人的任何有目的的行为都是管理行为,在努力做的每件事中,我们都是管理者,因为,为了实现目标,我们必须注重资源管理。管理者不只是那些人——他们通常是男性,总穿着蓝色或灰色套装,经常驾驶豪华汽车,坐在大型办公室里,而且不喜欢劳工阶级;那些人是管理者,但仅是一小部分,而且经常不符合伦理道德要求;管理者几乎包括全人类,甚至还可能包括许多动物和微生物。


管理者这类人肯定包括科学家,但这部分管理者做着非常特殊的事情,他们不让人们对使用其“产品”产生的结果进行任何反思,并声称这些“产品”提供给顾客关于自然界的真理,从而使创立的学科具有牢不可破的屏障,由此来特意限定他们的问题的范围。制造雪橇的人很可能想要(但不能,也不应该)忽视在危险的岩石山上玩雪橇的孩子们的安全。同样,人们运用整数理论来欺骗许多赌徒和投资者,但纯数学家却不担心此事,这些数学家应该这样做吗?在管理雪橇和管理数之间存在什么差别?这后一个问题,使我想起那两个顶级数学家罗素(Russell)和怀特海(Whitehead)如何愚弄我们大家,他们提出:因为数学本质上是同义反复的,所以不涉及管理问题。如果曾经有过骗术,那么,这就绝对是一个骗术,正好像这样的骗术:您最好在4月15日填报您的所得税申报表,以使得您在业余时间无论用数做什么,所得结果都是5+7=12。


因此,如果从管理的观点看科学,那么,就会把科学看作是制造者,即“关于自然界的真理的制造者”,尽管这听起来可能不恰当。 但我们也可以认为真理制造者应负的责任,跟其他所有的制造者应负的责任无任何区别:他们的问题也是没有边界的,是不断扩展的。


罗素


科学管理中的伦理判断

在制造真理中存在着管理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是不断扩展的。因此,为了确定科学管理如何能够最好地符合伦理规范,科学哲学应研究这个问题集的性质。


因为没有伦理判断的背景,就无法充分研究管理问题,所以,本文中已多次提到伦理问题。对于学习管理的学生来说,管理质量是最重要的问题。因此,纯科学是“价值中立的”这种观点,充其量只能适用于科学管理的一个方面:在观察者的愿望被抑制的实验室(或类似于实验室的环境)中,生产真理。在范围不断扩大的科学管理问题域中,伦理问题是中心问题,即使原始问题是泥蜂的性行为问题。要明白这个道理,最容易的方法是问这样的经济问题:假设几乎全人类都不知道泥蜂是什么,而且对这种昆虫也毫不关心,并假定还可选择研究其他所有问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泥蜂的性行为还值得研究吗?如果泥蜂爱好者回答:“我们自由选择我们研究的问题”,那么,他们就在做出一个管理判断,可这个管理判断本身就是伦理判断,而且肯定也不是“价值中立的”。 所以,在生产真理的部分过程中,科学方法是价值中立的;但是,科学管理却负载着价值。


在任何管理过程中,伦理判断都起着决定性作用,但伦理判断的境况如何呢?该问题几乎总是被管理学院忽视,或者被放到MBA课程的某一角落里,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自大,在绝大多数大学校园里,商业管理学院或管理学院认为他们自己是不同于物理学和数学的第二或第n等级的,没有意识到他们因具有管理知识而“站在”这些学科之上。如果我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商学院的同事们,关于如何管理物理学他们思考了什么,那么,我猜想他们会嘟哝有关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一点事,并说对此一无所知,尽管他们有可能力劝他们的孩子去学习物理学。


我们能使伦理判断“客观”吗?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从管理者的观点看, “客观”指一组研究者的设计,这组研究者力图在不可能获得精确一致的语境中来控制他们的观察。至今,这种设计并不十分成功,即使在所谓的精密科学中也是如此。米特洛夫(I. Mitroff)关于月岩科学家的研究(1974)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并阐明科学中的客观性仍是一个令人迷惑的问题。因此,“伦理判断是客观的吗?”这一问题的答案,我们并不十分清楚,但该问题无疑是管理问题,而且是重要的管理问题,因为伦理判断很重要。希特勒判断人类中的一个亚种在伦理上优于其他人种, 并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伦理上的劣等种族应被消灭。我们能证明希特勒是错误的吗?被要求去设计证明的“我们” 是谁?


然而,我们人类作为管理者必须每时每刻做出伦理判断,而且也能这样做(至少能用原始方式来做)。于是,如果我们的伦理理性是原始的,那么,我们也是原始的,尽管我们拥有高级技术,但那毕竟只是被少数人使用。


我认为(许多人也同意),大部分人类管理的伦理指导原则是正义。柏拉图在其最重要的管理著作《理想国》中,把正义放在了中心位置;边沁(Bentham)在其著作《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中也同样如此,其目的是帮助刑事司法系统的管理者;康德在其著作《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中也是这样,该书描述了人类目的王国的交互性管理。这些著作说明了如何能在正义原则(即伦理判断)的基础上来讨论科学管理,它们是很好的例证。



为了说明我所说的“科学哲学”的含义,我想建议在本期刊上开设一个哲学争论栏目。 我认为,近年来已有两个问题引起了公众注意,而且它们都常常被称为“科学问题”:一个是为全世界儿童提供足够的食物问题;另一个是宇宙起源问题。


为儿童提供足够食物

几十年来,我们知道在世界各地(包括美国在内,特别是在非洲、印度和印度尼西亚)都存在相当严重的饥饿现象,导致死亡及其相关疾病。当然,包括儿童饥饿现象,普遍公认的数据表明:全世界每天约有35000名儿童死于饥饿及其相关疾病。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持续的6年期间,每天死亡或失踪的军事人员大约是7500名,仅为我们通过“饥饿战”杀死儿童比率的1/5,两者相比较,几乎让人不可思议。 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屠杀了自己种群中极其众多的幼小生命,而且甚至使更多的人处于疾病和痛苦之中;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因为我们还通过医学、错误教育、宗教、打击和暴力屠杀来虐待他们,或者对他们置之不理。 如果我们被这种形象化的描述所感动,那么,我们能说人类集体是一个摧残儿童者。为什么?


让我们继续讨论一下饥饿问题,一方面,我们许多人意识到了这种情形,并认为造成饥饿问题的原因是人口过多,特别是在世界上那些人口呈指数增长而土地肥力却在下降的地区。在该研究领域中,营养科学家是最积极的;但是,非常令人吃惊,他们的研究却与饥饿问题无关。有人发明了“哈佛标准”(Harvard standard),利用摄入多少热量来确定(比如)印度一个村庄中有多少人低于“足够摄入量”的标准。因而,营养极好的营养学家来到村庄,测量村民的身高、体重和热量摄入量, 然后带着数据离开了。别的事什么也没有发生,科学依然保持着精确性和纯洁性。


但是,一些农学家对此做出了回应,而且发生了“绿色革命”,为人类提供了粮食增产方法,使得相同田地的谷物产量竟增加到10倍。但这并没有解决运输问题。 请记住:随着问题的不断扩展,我们已从营养科学进入农业科学,又进入到运输科学。 最终,我们明白:在世界上的某些地区(印度尼西亚、埃塞俄比亚、苏丹和如今的索马里),食物存放在某个地方,但儿童仍然受饥饿,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政治、宗教和贪婪,即饥饿的PRG,这些全都越出了科学的边界。科学家有时也研究政治学,这倒是真实的。但就我所知,没有一个人研究:为什么政治权力被用来使得儿童吃不到食物;为了去除儿童与食物之间的这些障碍,人们能做什么。我们应该使用武力吗?这又使我们进入了军事科学吗?到这儿,会出现两类可能的问题:第一类问题,很多人会有同情心吗?这又促使我们进入人文科学吗?或者是第二类问题,什么也没有发生吗?因为我们人类无法研究政治、宗教和贪婪所造成的破坏,我们的科学毕竟有其限度。科学还不能计算出如何使未来的世界变得更美好,因为科学还未发展到能够解决人类未来问题的程度,我们无法知道公元2092年的人类将会成为什么样子,所以,我们怎么能为他们做计划呢?



简直是胡言乱语!不需要太多的直觉,就可推测到我们的子孙后代将需要食物、更好的教育、娱乐活动和美好的环境等。我们为子孙后代准备了这样的世界吗?肯定没有。科学能够发展,并开始找到某些造福子孙后代的方法吗?为什么不呢?


如果前面的话听起来令人痛苦,那么,这是由于每当我提到摧残儿童和损害子孙后代利益的话题时,在道义上,我感到愤怒,因为我像其他科学家一样,也在犯罪。我称自己为科学家,但我做了什么?就写这种令人泄气的文章!


在这次进入管理领域的过程中,我还经历了其他令人失望的事,这成为我所学过的最有意义的哲学课程之一。


首先,儿童饥饿和全世界摧残儿童真不是什么新闻,这些现象在“高级文化”和原始文化中一直持续了许多世纪(可能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也总是如此)。20世纪最引人注目的是:(1)我们有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好的全球信息系统;(2)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与以前所有时代相比较,政治(民主)权力制定了范围大得多的决策。因此,有人能说:今天,相当多的人知道摧残儿童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而且也知道他们在制定遏制这类现象发生的决策中起作用。 但是,在摧残儿童方面,本世纪未发生大的变化。 成千上万的电视节目、文章、图书和政治演讲大肆宣扬存在摧残儿童现象,而且经常鼓动人们捐钱,以减轻贫困。据悉,联合国的几个机构致力于减轻贫困,还有许多国家的基金组织和政府机构也都履行这方面的职责,然而,摧残儿童(摧残儿童者永远是捕食者,从来不会成为被食者)现象仍在继续,而且可能愈来愈严重。


作为一个逻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我把这种情形概括如下:(1)众所周知摧残儿童在伦理上是不正当的;(2)大家也知道减轻或消除这类现象的方法;然而,(3)没有消除这类现象。今天,这就是关于摧残儿童现象的冷漠的逻辑模式:陈述(1)和(2)蕴涵(4)摧残儿童现象应该被消除,但没有蕴涵(5)这类现象被消除。大学一年级学生学习假言推理:如果p蕴涵q,且p真,那么q真。 但是,他们没有学习:如果p蕴涵a(a是行动的伦理命令),且p真,那么a根本不会发生。


在管理理论语言中,我们总是谈论“执行失败”(当经过美妙论证的思想无法实现时,就会出现“执行失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多次遇到过这种情况:事实上,尽管我发现了一种检测弹药发火失灵的方法,而且这种方法比已被使用的方法好得多,但军队却是在两年多以后才采用了这种方法;我的一些同事发现了一种方法,通过改变子弹中的发火药来避免使枪管受到腐蚀,但他们的发明从未被采用(因为政治斗争),而美国兵虽没有充足的弹药,却不得不参加战争。



在人类历史上,不断重复着这同一种教训——理论证明一个政策在伦理上是正当的,但该政策却从未被采用。 1972年,出版了《增长的极限》,该著作实际上指出:如果全世界继续像过去1975年那样来管理资源,那么将会出现巨大的人类灾难,这种灾难不是由战争武器导致的,而是由全球经济崩溃造成的。这本书被译成多种文字,销量很大,并且随着罗马俱乐部和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的成立,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而且在新型计算机上运行的大型世界模型也支持这方面的研究。然而,有效得分却是1000比0,即1000个模型指出了这同一灾难, 可行动却是0。


想象可以帮助我们。不妨想象一下,您在乘“创业”(Enterprise)号旅行,途中降落在一颗被毁灭的行星上,发现在每个被毁灭的城市中都有大型图书馆,其中的许多书精确地说明了如何能够避免毁灭。还有证据表明,在那颗被毁灭的行星上,实行了民主制度, 而且还有极好的教育系统。让我们想象:那儿没有贫困,并且健康措施极其完美;但是,宗教却一团糟,因为有两个水火不容的神,每个神都想致对方的信徒于死地。荒谬吗?当然,您能变换想象场景,用“两个对抗的国家”或“两个对抗的政治党派”(或“两个对抗的种族”)来代替那两个神。


在那儿,您了解到有关生存于一颗行星上的物种的故事,这个物种受到良好的教育,具有智力、阅读和撰写历史的能力、极强的分析能力和收集信息的能力,但缺乏能力来落实阐述其生存的思想。


郁闷吗?为什么不呢?但是,一种严肃思考管理问题的哲学将能带来转折。人类面临严峻的未来时,总是求助于哲学吗?人类将走向何方?我不了解证明人类走向何方的任何数学(或统计)模型。总有希望,但却没有带给我们人类希望的“希望理论”。


宇宙起源

宇宙起源问题又怎么样呢?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童年时期读过《创世纪》 的许多西方人对此并不陌生。近年来,“大爆炸”理论声称能更好地解释和描述宇宙起源问题,从而已被广泛接受。但是,为什么?如果我们能把星系演化解释为原始爆炸的结果,那么,人类的聪明才智给自己带来什么益处?无论我们提出什么理论,只要这些理论并未说明我们现在如何创造某一个新的宇宙,那么,我们就会无所作为,因此,从目的性意义上来说,它们几乎都不能算作一种“解释”。许多科学文献声称,关于宇宙起源的最新发现是科学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为什么?


我认为宇宙起源问题本身以及宇宙膨胀的故事对于人类知识发展并不重要,因为就如何控制饥饿、环境恶化和现代教育灾难来说,这些知识没有教给我们任何东西,而且我不能看出二者之间有任何联系,所以,我把宇宙如何起源看作是一个无聊的目的论问题。 如果把宇宙起源问题变换成——为什么大爆炸就意味着上帝在实验台上做关于挥发性物质的实验,那么,这个问题也许会有一点重要性,但不会很重要。



根据目的论(或系统方法)的观点,纯科学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东西。我曾经参加了一次学术会议,在会上,一群热情洋溢的青年计算机天才已设计了某种软件来证明格代数学中的理论,而一位纯数学家却告诉他们所有这些证明都是“trivial”(没什么价值);显然,这些计算机天才没有听懂那位纯数学家说什么,绝大部分听众也没有听懂,但无人问他“trivial”是什么意思,那是很大的秘密。如果你没有听懂,那么就不应该问。正如问为什么贝多芬的第32钢琴奏鸣曲的第2乐章是“伟大的”音乐作品,毕竟该乐章的那个主题是非常简单的,而且也仅有几个变奏。如果你问,那么你显然不懂音乐。但是, 如果我问为什么全世界每天使成千上万的儿童饿死,那么,是否有人将会告诉我——如果我更懂得吃,那么就不要问这样的问题?


这个目的论者会顿生疑窦,敬畏地怀疑纯科学不知道其力图做什么;相比之下,国际象棋却知道得更好,它也区分了没有价值的问题和深刻的问题,但区分的根据在于在给定的局势中赢棋。当然,在国际象棋中,我们不必问赢棋是否有意义。


当然,纯科学能够(而且确实经常)发展为应用科学和(特别是)技术,并宣称极其有用的技术(如农业技术、运输技术和医疗技术)全都来源于纯科学;但是,枪炮、炸弹、毒物、洪水、污染、折磨和政治权力等也都来源于纯科学。事实上,这场技术比赛的结果仍是未知的,也不清楚它带来的益处是什么:当前,暂时摆脱核灾难的威胁根本不是由于科学,而是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


在我身边的《大英百科全书》中,解释“目的论”术语的内容仅有3 段,而却用好几页来解释“力学”这一术语。 由此可得到显而易见的结论:人类并没有充分合理的思想来论证自己为什么制造机器,特别是缺乏正当理由为制造机器进行伦理辩护。 几乎同样明显的是:如果一个孩子拥有许多功率强大的毁灭性玩具,又无父母指导,那么,就会潜藏着巨大的危险,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高级文明”实质上是幼稚的。


当人类急需目的论时,科学却忽视了它,这是为什么呢?我知道现代生物学深深地植根于决定论,但是,我禁不住要问生物学家,他们的生物学理论是否也适用于他们自己;反射生物学家是否问这样的问题——他们关于生命的决定论理论自身也是被生物力决定的吗?如果对该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他们如何证明——他们要求提供资金进行更多的研究是合理的?



本文足以表明了我对世界当前状况和科学状况的疑惑,而疑惑是哲学的精神食粮,因此,我希望有一种期刊致力于探索现代科学中的真正疑惑之处。


然而,我必须承认写作本文不是为了满足智力好奇心的需要,而是因为我对有如此多的儿童被“屠杀”而感到痛心,因此,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消除这种现象;但是,我不想通过任何种类的政治(诸如极权主义宣言等),而是想通过自由人类的知识(即科学)来实现这一理想。


我的问题是——如何管理自由科学以使得把合理的伦理论证转变为伦理行动?


end


来源:《世界哲学》,2008年第2期,第88-93页,郭元林译。

注:文中标题为编辑添加,原文并无,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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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李银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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