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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等 | 21世纪初期的历史学——一个批判性的回顾

史学研究 4小时前
21世纪初期的历史学

———个批判性的回顾



作者简介:伊格尔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教授;王晴佳,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穆赫吉,任教于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原文出处:《历史教学问题》2018年第3期。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的历史研究呈现了一些比较显著的变化。本文从历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口述史和历史记忆的兴盛,妇女、性别史的扩展,历史研究与自然、社会科学的联盟,全球史的发展与民族国家史学的变迁,环境史和情感史的兴起等方面,对当今史学的现状及未来变化的原因,作了不同程度的描述和剖析。作者指出,上世纪末盛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于历史研究的冲击有所减弱。随着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深入,各地区的历史研究交流日益频繁,历史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以当代史学的走向而言,史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正在寻求结成新的联盟,以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诸种挑战。

*本文是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王晴佳(Q.Edward Wang)和穆赫吉(Supriya Mukherjee)所撰《全球史学史》(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2017年修订版)的最后一章。


一、全球化的世界


20世纪60年代的政局深刻影响了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思想和历史写作。同样,自1988—1991年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90年代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变局,也给各国的历史学家们带来了新的挑战。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预言,①自苏联共产主义崩溃后,全世界将逐步接受美国式的自由市场和民主制度,并实现普遍的和平。但这一现象并未出现。事实上,自1989年以来国际层面产生了新形式的军事冲突,这些军事冲突并没有在冷战时期对立的国家之间发生,而是发生在那些没有明确确定疆界的地区,如中东、阿富汗、巴尔干和非洲,并表现出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指出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以及时而与东亚文明之间,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②但是,他过于简单化地把伊斯兰世界视为一个统一的、一成不变的文明,忽视了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分歧,以及伊斯兰的历史、现代化的影响、经济的作用以及伊斯兰社会与现代西方的互动、互赖的关系。


不过,在某种程度上,福山的预测至少部分正确:在1989年之前,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开始扩张,并作为主体而推动了世界各地全球化的进程。但也有少许例外,如台湾地区和韩国,全球化并未立即引起民主化。这一全球化过程不仅涉及信息技术推动下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转型,还伴随着日常生活、消费行为、城市化模式、都市建筑、电影和音乐中的流行文化和性别以及代际关系之间的同质化。然而,在社会和文化的层面,全球化呈现了异质的形态,反映了各地环境和文化遗产的不同。这些传统生活方式对全球化的抵制,还常常采取了暴力的形式。值得一提的是,福山本人在最近几年也修正了他以前对世界范围内历史同质发展的乐观预测。③


在许多方面,关于全球化的争论使我们想起以前讨论依附理论和现代化理论中的一些论点。不可否认的是,今天的全球文化的政治和财政的结构大都起源于西方,但也与日本有关。而且,虽然囊括了全球的范围,但全球化的动力,也即在机制、结构和权力的层面,仍然主要来自于发达的国家,其中也包括了今天的中国。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是否会像之前的“现代化理论”那样,能被视为一种新的“宏大叙事”(master narrative)?与现代化争论相似,现在对全球化的分析也有两派观点,一派看到它的积极方面,另一派则注重它毁灭性的一面。前者认为全球化有助于技术、信息、服务和市场在更大范围内使用、增加产品并提高全球的人均收入等等。后者则主要强调全球化使西方社会内部社会和经济的差距扩大,福利国家走向解体,更遑论缓解亚非拉广大地区的贫困。全球化在大众媒体中得到广泛关注,学界对此也有大量的论著。④对于许多社会科学家来说,全球化对理解我们这个时代,至为关键。总之,我们今天的生活状况需要一种新的史学,因为这一时代与1989年之前已经相当不同了。


在1990年之前甚至更早,一个国际学术共同体便已逐渐出现:一些非西方学者在北美、英国和澳大利亚大学中占据了重要的学术地位,他们主要来自印度、中东和拉美,但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历史学家也在近年日益增多。不容忽视的是,英语日益成为国际交流通用语。如今非西方国家的学者也越来越多用英语参与学术讨论,如同我们之前谈到的,印度学者的《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对西方和拉美的思想有着直接的影响。在中东研究的领域,英语也成为西方学者与中东本土学者发表论著的主要用语,而原来颇为重要的法语和德语,则日益式微。⑤反过来,自1990年以来,西方学者尤其是北美和英国,与拉美、非洲和东亚学者加强了合作,以致在许多学术领域中,国际化的程度日益增加。如每五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ICHS)(2015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济南召开,这是该会议第一次在非欧美国家举办)和一些其他场合,各国、各地的历史学家之间进行了跨洲的积极合作。同时,历史学家们也从事一些区域性的合作交流。近几十年来,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的行为引起了中韩等邻国的抗议和批评,这也促使中日韩三国一些历史学家们为寻求共识解决争端,而共同书写东亚的近现代史。这些合作也时而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如中日两国历史学家组织的共同历史研究项目和2000年、2010年间日韩两国史家的共同研究项目,都是例证。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合作研究有助历史学家达成有关他们国家之间共有历史的一种共识。不过,在何种程度上,这些学界取得的共识能影响政府的政策和改善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仍将拭目以待。⑥


虽然国际交流增多,但依然存在缺点。比如英语成为几乎唯一的国际语言,便是其中之一,当然其益处也显而易见。英语原著和译著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许多重要的历史学和相关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作品,从英语翻译成非西方语言,当然也包括一些重要的法语、德语的论著。但是极少数中文、日语、韩语、波斯语、土耳其语以及阿拉伯语的著作被翻译成英语。⑦由此可见,除印度英语学术圈外,国际交流仍然由英美学界把持,而对非西方地区的理论探讨甚少关注。与社会科学的诸领域相比,多数史学著作仍然用本国语言并为本国读者所写。不过最近的几十年中,电脑技术、数据化,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推动了世界范围内历史学家的国际交流。

二、历史研究的转向


现在看一下变化局势下当今史学界的主要发展趋势。自冷战结束之后的19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写作呈现以下几大趋势和重点。1.理论与实践的分野;2.口述史和历史记忆的兴起;3.妇女史和性别史在世界范围的扩展;4.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新联盟;5.民族国家理念的转型和全球史的日益重要;6.环境史的长足发展;7.探究情感在历史中的作用。然而,尽管今天的历史书写出现了一些主要潮流,但当今史坛没有像19世纪那样,出现了兰克学派那样的主导范式,而是呈现了多元化的现象,并且相互之间交互影响。譬如剔除了情感因素,妇女史和性别史便难以想象,而如果忽视环境和生态的作用,那么全球史也就难以成形了。

(一)理论与实践的分野


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史学的冲击,标志着全球历史学中相对主义认识论的兴起。一些极端的相对主义者拒绝承认社会的真实性,对社会生活所作出的一切所谓的科学解释都简单视为一种“集体虚构化和神话化的操作”。⑧正如我们曾详细讨论的那样,对现代西方史学的批判,不仅来自后现代主义而且也来自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这些批判鼓励历史学家在历史写作中尝试寻求新的路径,走出兰克学派、也即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外交史模式,并尝试不同的史学实践。然而,一般的历史学家在写作中,很少人会完全接受后现代主义的立场,而进入21世纪之后,他们对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史学的批判的兴趣,也日趋衰微。与此同时,处于今天剧烈变动和扩张的世界,不少历史学家继续探究如何研究和书写历史的新方法。1970年代以来的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转向就是一个例子,它可以帮助展现历史研究持续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自1960年代之后的大约半个世纪中,“文化的转向”(cultural turn)对历史写作的影响,颇为巨大。历史学家扩大了研究的领域,把政治、社会置于文化语境中考量。他们认识到了话语与语言在历史中的作用,但又不完全认同“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的立场——拒绝承认过去的真实性并将历史学降格为纯文学。1989年林·亨特主编了《新文化史》(The New Cultural History)一书。1999年她又与维多利亚·伯内尔(Victoria Bonnell)共同编辑了《超越文化的转向》(Beyond the Cultural Turn)的论文集。最近,也即在2014年,林·亨特自己又出版了《全球时代的历史写作》一书。在《新文化史》一书中,文化转向和语言学转向占据了历史思维的主导地位。但25年后,在其2014年出版的《全球时代的历史写作》中,亨特公开表示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文化转向和语言学转向失去了活力。文化和语言学转向曾拒绝了之前的年鉴学派、马克思主义和美国社会科学的研究路径,而现在,也即在文化转向和语言学转向衰落之后,亨特写道:“未来如何书写历史,变得很不确定。”⑨

于是,我们似乎有必要将文化转向和语言学转向在史学理论和史学实践中的不同作用,加以区分。像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弗兰克·安克斯密特(Frank Ankersmit)、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和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理论家的著作,致力于对历史如何书写的问题加以哲学化的思考。他们自己不写历史,但许多历史学家借用了他们的理论假设,不过并不直接点明。在过去几十年间,怀特和安克斯密特这两位理论家,笔耕不辍。1999年怀特出版了《形象的现实主义》(Figural Realism),2014年又继而出版《实用的过去》(The Practical Past)。这两本书收录了怀特近些年的一些论文,在《形象的现实主义》一书中,怀特继续将史学和文学相比拟,认为在文学中更常使用的形象性的语言与其他话语模式一样,同样能忠实地展现现实。怀特借用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的观点,在《实用的过去》一书中讨论了“实用的过去”与“历史的过去”之间的差别。虽然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渴望重构“历史的过去”,但怀特指出,他们无法展现历史学的社会功用,因为他们传授历史知识的手段陈旧而无趣。为了重振史学的社会作用,怀特主张史家需要探究新的方法来叙述和重构过去,也即重现“历史的过去”。与怀特相似,安克斯密特近年探索了史学与现实之间如何联系的新方法。在他的《崇高的历史经验》(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一书中,他不再讨论为什么叙述的历史往往无法反映现实,而是转向关注“经验”,也即人们如何体验过去,而不是读者如何通过史家的叙述来了解过去的问题。因此,安克斯密特希望提倡一种“智识经验主义”(intellectual empiricism),同时表现在方法论和美学的层面。以历史经验而言,安克斯密特用二元的范畴来形容人们与过去的关系:譬如“失去”(loss)和“热爱”(love);“发现”(discovery)和“复元”(recovery);“疼痛”(pain)和“欢愉”(pleasure)等等。他认为这些经验类型准确地描述了人们如何从现在回望过去,并更新和重建现在与过去之间的纽带。更重要的是,安克斯密特认为这种经验是一种“先于认知的”(precognitive),因为它先于历史知识而存在。所以,他主张历史学家不仅要在理性的层面,而且也要在情感的层面,对历史的变迁加以描绘和分析。⑩


安克斯密特强调“经验”的重要——琼·斯科特(Joan Scott)、威廉·苏维尔(William Sewell Jr.)和加勒斯·斯特曼·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也讨论过这一问题——反映了历史学家近期对情感研究的某种兴趣,对此我们将在下面讨论。海登·怀特从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Cruz)退休后,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比较文学系延聘他为讲座教授。这一现象表明,虽然怀特因为《元史学》(Metahistory)一书而在史学界知名,但他更多的影响则在史学界之外。不过,在当今的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领域,怀特和安克斯密特是被公认的领军人物。正如澳大利亚史家玛尼·休斯-沃灵顿(Marnie Hughes-Warrington)为罗德里奇出版公司编辑的《50位重要的历史思想家》(Fifty Key Thinker of History)一书中所总结的那样,“怀特的作品在史学上富有挑战性”,但“文学理论家对他的论著更有兴趣”。(11)怀特和安克斯密特也成为多部作品的研究对象,其作者既有年轻也有年长的学者。荷兰历史理论家赫尔曼·保罗(Herman Paul)在《海登·怀特:历史的想象》(Hayden White: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中概览了怀特的业绩和影响,而彼得·伊克(Peter Icke)在《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失败的历史事业》(Frank Ankersmit's Lost Historical Cause)中,则严厉批评了安克斯密特之转向经验的研究。伊克是自封和公认的后现代主义者基思·詹金斯(Keith Jenkins)的学生,他认为安克斯密特近期的研究是在开后现代主义的倒车。因《史学史:古代、中世纪和现代》而誉满士林的恩斯特·布赖萨赫(Ernst Breisach)在《论历史的未来:后现代挑战及其后果》(On the Future of History:The Postmodernist Challenge and Its Aftermath)(2003)一书中,也对后现代主义作了评价。布赖萨赫认为“后现代主义并不是一时风潮,也不是刻意求新的知识时尚产业的产品”。他指出:“后现代主义者的极端性使得他们有所失误,但在争辩的过程中,他们的观点却显得有其用处。”(12)著名的文化史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怀特的《元史学》出版40周年的时候指出:“怀特批判了实证主义史家和他们对客观性、科学和现实主义所抱有的幻象。”“在40年前”,伯克写道:“对于史学界比较保守的人士而言,怀特的观点让人震惊。但40年后,我觉得它们已经(在史学界)被普遍接受了。”(13)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历史学家基思·詹金斯和艾伦·蒙斯洛积极推动从后现代主义立场对近代历史学的批判。他们不仅编辑出版了一系列选集如《后现代主义史学读本》(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1917)和《史学性质读本》(The Nature of History Reader)(2004),而且还出版了多种面向大学生的教材。詹金斯的《历史的再思考》(Rethinking History)便是一例。该书出版之后,多次重印,并被译为多种语言,被西方和非西方一些大学采纳为教材。(14)1997年蒙斯洛和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罗森斯通(Robert A.Rosenstone)创立同名期刊《历史的再思考》,以刊载探讨史学写作新路径的文章为主。罗森斯通还强调,需要探究如何通过视频媒体(visual media)来再现历史。自1989年以来,他与《美国历史评论》合作,在上面组织了一个论坛,由史家定期评论历史题材的电影。


毫无疑问,许多历史学家至今仍然认为历史事实的重要,并相信史学与文学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然而他们也正在逐渐接受这样的观念:过去除了可以被叙述之外,还可以通过其他交流方式被发现、重构和再现。在历史教学的领域,这一变化显得颇为显著,历史知识不再仅仅通过老师“讲课”(Lesung)的形式来传递——虽然兰克推广了研讨班(Seminar)的教学方式,但讲课仍然是他和他的弟子们在他们那个时代十分习见的方式。与那时不同,现在的各级学校,老师在课堂上几乎都会使用幻灯片和其他多媒体的工具。而且,学者们在学术会议上用幻灯片来发表论文的现象也变得愈益普遍,甚至一些会议组织者会要求与会者事先准备好幻灯片。于是,在展现他们的研究成果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会采取叙述之外的方法,因为当众宣读的方式在他们眼里已经显得有点老套和过时了。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希望能通过视觉形象加上音响来更生动地呈现历史知识。所以,《美国历史评论》在最近几十年开始对历史题材电影进行评论,并不奇怪。2012年,该杂志还组织了“历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 in historiography)的论坛。在不同的程度上,参加论坛的作者承认,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批判提高了历史学家在研究和写作历史时的方法论意识。他们也指出后现代主义的批评有助促成其他的“转向”(如文化、帝国、环境的转向等)。(15)


尽管有上述的联系,但若以他们著作的内容而言,历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看来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这一现象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同样存在。比如在日本,有一篇评论指出,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对文学界的影响远大于史学界。(16)但理论家与历史家思想直接碰撞的情况,也偶尔发生。我们曾提到海登·怀特和萨尔·弗里德兰德(Saul Friedlnder)关于纳粹屠犹研究的对话。这里我们仍有必要再提一下。(17)这次对话围绕如何书写纳粹屠犹的历史这一核心问题展开。弗里德兰德在他两卷本的《纳粹德国与犹太人》(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中尝试用多种新方法来再现这段历史。怀特认可该书是一部反映该段历史的重要著作。怀特不否认纳粹屠犹,也在与弗里德兰德的对话中对他“所有历史叙述都是一种语言虚构”的立场略有修正,(18)承认了屠犹的真实性。但他区分了传统史家和后现代史家,认为前者“视过去为一个科学研究的对象”而后者则研究一个“实用的过去”,力图写作价值导向的历史。(19)怀特完全接受弗里德兰德写的纳粹屠犹的历史,但是他却将之与文学作品相比仿,如同一部乔伊斯、普鲁斯特和卡夫卡写的“现代主义小说”。(20)其实,怀特认为所有的历史作品都具有文学性,此点并无新意。早在1830年,被誉为“科学史学之父”的利奥波德·冯·兰克便指出历史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科学是指历史叙述建立在证据基础之上,艺术则指如何去建构历史叙述。(21)怀特想强调的是,弗里德兰德如何突破传统历史的叙述模式,不再根据时间顺序来展开故事。怀特认为,弗里德兰德的历史与现代主义小说有相似之处,都打破了时间顺序和消除了情节建构。弗里德兰德的做法是,没有叙述一个连贯的故事,而是让受害者发声。在一定程度上,弗里德兰德的确这么做了,但他试图通过受害者的声音来获取纳粹屠犹的真实性。正如弗里德兰德指出:“没有哪个研究纳粹屠犹的史家打算放弃研究的科学性。”他说道:“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追求事实的准确。”(22)深受文化转向的影响,弗里德兰德愿意开放地看待历史书写的方式,但是他并未放弃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总之,怀特在文学理论界有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在美国大学的比较文学系。对于像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基思·詹金斯、艾伦·蒙斯洛和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 LaCapra)这些他的支持者来说,怀特被抬到了一个守护神的高位。安克斯密特在他的近期著作《后海登·怀特时代的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Hayden White)的导言中提到:“海登·怀特主导了历史哲学在当代的发展。”(23)但是在思想史领域之外,其他领域的历史学家在回顾历史学发展的时候,则很少提到海登·怀特和他的追随者。执教于耶鲁大学的外交史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著有《历史的风景:历史学家如何塑造过去》(The Landscape of History: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肯塔基大学的政治史家杰里米·波普金(Jeremy D.Popkin)出版了《从希罗多德到H-Net:一部史学史》(From Herodotus to H-Net:A Story of Historiography)和希腊海洋史家洁莉娜·哈拉福特斯(Gelina Harlaftis)主编了《历史新路径:历史学的发展》(The New Way of History:Developments in Historiography),都是其中的例子。(24)这些书的出版有助于显示史学理论著作和历史著作、抑或史学理论和历史书写这两个领域的分野。的确,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史学理论与历史实践之间的鸿沟没有缩小,而是在日益扩大。

(二)口述史和记忆史的兴起

萨尔·弗里德兰德对纳粹屠犹的研究,尝试开辟了一条新路径,使读者听到来自过去的各种各样的声音。在其他领域,如微观史、日常生活史和女性史,其他许多历史学家也作了类似的尝试。这些研究早先倾向于关注前现代和前工业化时期,但是近来也越来越多地关注现代史,像纳粹德国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1988年俄国进入改革最后阶段后,研究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变得可能了。(25)在口述史的领域,采访幸存者、底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是主要的手段。口述史由来已久。早在1930年代,美国史家便对幸存的前黑奴进行过采访。在德国,卢茨·尼特哈默尔(Lutz Niethammer)和他的团队曾与西德鲁尔工业区的居民访谈,了解他们如何经历和回忆纳粹时代,(26)而在东德政权崩溃前几年,他们又被允许采访经历了纳粹时期的东德幸存者。在西方学界之外,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开展的“口述史项目”,卓有成效。自1960年代开始直至今天,这一计划一直在持续,并已经出版了近百本口述记录,其对象众多,涵括了近代中国和亚洲历史上的政治、军事、思想文化方面的人物,其中也包括经历了政治迫害的幸存者。(27)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这些回忆在多大程度上能再现一个历史时期的真实面貌。对口述史的重视与史学的记忆转向,密切相关。当然这立刻产生了一个问题,严肃历史研究的前提是为了构建一个真实的过去,并尽可能地通过史料来加以验证,而口述史和记忆研究者则似乎没有这样的企图了。(28)1920年代涂尔干(Durkheim)的学生莫里斯·阿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集体记忆”研究,是记忆转向的起源,引发了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与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对“集体心态”(collective mentalities)的研究,后者以后成为了法国年鉴学派历史思想的核心。但一直要到20世纪的70和80年代,记忆史才显示出它的重要性。它与历史写作中的文化转向有关,也希图从文化视角解释历史。以年鉴学派而言,在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的倡导下,许多法国顶尖的历史学家编写了七卷本的《记忆之场域》(Lieus de Mémoire),(29)于1984—1992年间相继出版。随后不久此书有了英文版,在德国也划定了不少记忆之场域。(30)诺拉的观点是,法国民族史的呈现单靠档案文献是不够的,还应该包括法国人对自己国家过去的想象。所以在民族意识的形成过程中,圣地、节日、神话、歌曲、文学和艺术都发挥了作用。过去的重要不仅在于它曾经发生,也在于它是如何被记忆的,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记忆中的过去无法与发生的过去相互印证。萨尔·弗里德兰德是纳粹屠犹的幸存者,他于1989年在特拉维夫大学创立了《历史与记忆》(History and Memory)杂志,这是历史记忆研究领域的最重要刊物,其中纳粹屠犹的研究占据了日益重要的地位。近些年来,这一期刊发表的记忆研究的文章中,既有欧美国家也有世界其他地区的。比如,不少文章研究了清代和近代中国人的创伤经历: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也即日军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中国人施行的惨绝人寰的暴行,就是一例;还有文章探讨了美洲和非洲之间跨大西洋的奴隶贩卖。(31)一言以蔽之,历史学的记忆转向受诸多因素的合力影响,但二次大战的经历、特别是战争中的纳粹屠犹和其他暴行是推动这一研究的主要动力。


但是如同保罗·利科(Paul Ricoeur)所指出的那样,历史记忆的研究不仅要处理被记住的历史,也需研究被遗忘或被压抑的历史,后者所受关注不多。(32)克里斯蒂娜·莫瑞娜(Christina Morina)近期出版的《斯大林格勒传奇:战后德国人对东线战场的记忆》(Legacies of Stalingrad:Remembering the Eastern Front in Germany since 1945)是一部重要的作品,在此之前,她的导师杰弗瑞·赫夫(Jeffrey Heft)则出版了《分裂的记忆:两个德国的纳粹记忆》(Divided Memory:The Nazi Past in the Two Gemanys)。


莫瑞娜研究了冷战期间东、西德对东线战场的选择性记忆,并将之与她眼里最残暴的纳粹屠犹一同考察。她认为这一世所罕见反人类的暴行是纳粹屠犹政策的结果。在苏联控制下的东德历史学家关注了纳粹武装部队所犯的罪行,却基本上忽视了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而西德的一代老兵突出了德国人所遭受的战争苦难,却同样淡化处理对犹太人的暴行。(33)在东、西两德,被迫参战的普通士兵没有获罪。由于西德言论相对自由,有少数研究战争罪行的史家和作家,但被视为局外人物。西德的史学家、思想家和媒体关注纳粹屠犹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在东德这一关注更迟,也不全面。(34)但是选择性记忆不只发生在德国。(35)日本比德国更晚面对二战期间所犯下的罪行。直至今日,土耳其仍然全面否认在一战期间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长期以来,法国对协助纳粹驱逐犹太人的行为保持了缄默,只是指出了一些重要的事例。近年以来,主要在美国和巴西,一些历史学家和文化学者开始讨论奴隶贸易、奴隶制的过去以及二战期间关押日裔美国人的事件,而澳大利亚也渐渐开始关注过去如何对待原住民的问题。记忆研究在日本也有所开展。(36)总而言之,使用口述史料的记忆研究在各地都有长足进展。除《历史与记忆》杂志之外,SAGE出版公司自2008年以来出版了《记忆研究》(Memory Studies)学术期刊,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公司则出版了“记忆研究”系列丛书,每年推出5至10本。记住和再现过去是开展口述史的最初和主要的动力,也是以前记忆研究的重点,但今天的记忆研究则注重记忆如何被保存、被接受和被忘却。由是,记忆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史学与许多方面、特别是政治和道德之间的紧密联系。

(三)走向全球的女性史和性别史


自1980年代中、晚期以来,妇女史从那时流行将妇女单独研究转向性别史,将性别视为“历史分析的有用范畴”。(37)通过性别概念,女性主义史家力图强调性别认同的文化和社会的“建构”性质。性别史朝向不同的方向发展,通过机构中的性别化、社会实践以及性别的机构化来研究男女之间的不对等和权力关系,这一发展已超出女性主义的宗旨。性别不仅是社会变化的反映,而且还影响了社会变化。性别所指称的不只是男性和女性,还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的各个层面。如同上述,对性别的这一理解也使男人和男性成为了历史研究的对象。在这之前,作为重大历史事件的主导者,如战争、政治和治国,男人的概念不具性别特征,而如今表明,男性的建构对理解上述这些主题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至为关键。之前当然也有关于男人和男性的研究,但这些研究被视为代表了“唯物主义者”的视角,从稳固的社会和制度基础来看待认同。此后的后结构主义者的男性概念,尝试揭示认同建构的不稳定性和对抗性,所以有了转变。(38)对殖民话语性别特质的后殖民分析也推动了对男性气质多样和广泛的探究。(39)


然而,对性别和男人的关注也使女性主义者深感忧虑。她们想知道,创作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忽视了权力结构的性别化的历史,这样一种新趋势是否会使女性再度被湮没。(40)其他一些性别研究学者则不以为然。她(他)们认为,通过指出男性和男性气质的历史并非理所当然,挑明这些权力关系的复杂多变和不对称性,女性主义议题便能仍然保有其活力。其实,更为棘手的问题在于检讨西方女性主义的解释框架,是否能适用于那些非西方的、没有文字记载的或者是底层庶民群体对于性别的认知。近期非西方(特别是印度)的历史学家和学者不断地提出这一问题,关于“萨蒂”(sati,即丈夫死后女性应殉葬)这一现象的讨论便是一个显例。(41)西方的话语和社会组织的经验范畴能否囊括作为殖民地臣民的男人和女人的经验呢?(42)


如同上述,性别的分析有一个后殖民的视角。这一视角显示,“男性”和“女性”的概念对认识殖民统治的演进和论证殖民者所宣传的“文明化使命”,非常重要。(43)马里拉尼·辛哈(Mrinalini Sinha)展示了“阳刚的英国人”(manly Englishman)和“阴柔的孟加拉人”(effeminate Bengali)这一成见如何有助殖民者抵制了印度法官审判白人被告和印度医生检查英国妇女。(44)但是后殖民主义的女性主义者也指出,殖民统治不是压迫的唯一来源。他们认为后殖民主义把兴趣投向了底层的男性,但对那种异于男性的、专属于女性的受压迫状况,则甚少关注。然而这种批判中有一种内在的矛盾。一方面,后殖民主义对前现代共同体和与之相适应的父权制的怀念使女性主义史家对此深感忧虑,这一点在印度女性主义历史学家中表现尤为明显。正如一位印度女性主义史家所指出的那样,“后殖民主义坚持庶民史立场,捍卫了那些从正义角度被明显认为是有害和暴力的传统。在这些后殖民主义学者眼中,‘萨蒂’怎么是坏的?说‘萨蒂’坏只是反映了西方的偏见”。(45)由此,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者强调了殖民压迫和父权制的“双重殖民化”以及在民族主义者话语中,女性如何被边缘化和女性形象如何被扭曲。她们认为,选择性地利用印度女性的传统印象来形塑甘地式非暴力的不抵抗模式,并无助于改善印度女性的处境。同时,她们对套用西方女性主义模式来研究殖民地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和西方女性主义的同质化趋势,提出了质疑。(46)第二波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将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需求视为所有女性的需求。但非裔美国人、英国女性主义史家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理论家便马上发出疑问,是否只考虑白人的需要是父权制和种族主义的一个变种。但这种对西方文化和政治霸权持续影响的忧虑,只表达为一种对其修正的必要,而不是要将之全盘摒弃。亚洲女性主义学者通常认为来自西方的理论激励她们在自己国家争取女性权益,但是她们也对西方女性主义范式的影响有所批判,因为亚洲和西方妇女相比有关键的差异。(47)中东学者认为,对该地区女性的研究需要更加敏感和细致,主张从阿拉伯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研究中东妇女所戴的面纱。当然,黑人女性主义者早就批评了白人女性主义者怎么忽视了种族的维度。正如黑泽尔·卡尔比(Hazel Carby)在她颇有影响的论文《白人女性,听着!》(White Woman Listen!)中指出的那样:“白人女性主义者书写她们的‘她史’(herstory)并声称这是女性的故事,但是却忽视了我们的生活,并拒认她们与我们之间存在任何关系。”总之,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史学与非白人女性主义史学家赋予史学写作一个新的政治目标,更关心揭橥这样的事实:不但“压迫女性有其多样性和地区差异”,而且压迫的形式也非普遍如一、一成不变。(48)


对两性、种族、帝国和性别之间关系变化的关注引发了对西方和本土女性关系及其前者如何影响后者的分析,颇有新意。这些分析揭示,西方女性在为非西方地区受到“压迫的”本土女性争取权利的时候,也逐渐意识到自己在“家庭”中的受压迫地位。(49)研究表明,当西方女性站在本土女性一边,面纱和萨蒂这些与本土女性有关的问题,便会有不同的定位,可以被转变成反殖民抗争的象征。(50)白人妇女与殖民主义之间的默契关系,也引发了许多研究,不断给予女性主义的研究其抗争和问题意识。


毫不奇怪,在质疑女性主义意识单一性和普遍性的环境下,女性史研究的早期提倡者对这一学科的未来发展,有所困惑。性别理论也面临相同的问题,因为“女性的苦痛遭遇不再是研究的终点,而是成为理解民族性、帝国主义和建立在性别话语的抽象概念的手段了”。(51)随着性别研究中心取代了原来的妇女研究中心,许多大学的系科也有所分化、重组。


为了从比较和跨国史的视角来观察女性和性别史学,我们考察了近年以来许多国家的相关出版论著和国家级历史学会的会议议程,特别是史学和社会科学关系比较紧密的一些期刊。譬如我们比较了2006—2015年间美国历史学会和同期两年一度的德国历史学家大会的年会议程。我们之所以选择德国是因为德国历史学家向来对突破传统的历史研究路径,讳莫如深。在这一方面,德国史学的表现是一个极端的代表,而对尝试新的研究方法抱持开放心态的美国史学,则代表了另一极端。例如由著名史学理论家莱茵哈德·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参与主编的多卷本《历史的基本概念》(Geschichteliche Grundbegriffe 1972—1996),以社会和历史概念来分析1750—1850年间德国社会的转型,但其中没有一条条目涉及这一时期的性和性别的概念。不过,目前许多德国历史学家已经转向了社会史和文化史,但与他们的许多美国同行相比,关注的方面并不一样。德国两年一度的历史学家大会每次都有一个主题,2008年是致力于社会不平等问题,2010年则关注超越边界,2012年会议主题是环境资源,2014年主题则有关历史上的胜者与败者。正如我们在2008年会议议程中看到的那样,该会议讨论了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关注工业化发达国家如何处置移民这样的挑战。该会议主要考虑到欧洲内部社会、文化和政治互动,虽然也关注殖民地世界,但并非重点。德国史家并未完全忽视女性及其需求,但与美国女性主义史学相比,他们将女性的问题嵌入社会、文化和政治语境中去分析。


如果我们将目光转向美国历史学会的年会议程,然后稍微考察《美国历史评论》上的一些文章,则可发现与欧洲期刊大不相同的是,美国史学家有纯粹研究性行为和性别的严重倾向,乃至忽视了社会和政治的广大层面。在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委员会、美国天主教史学会和美国教会史学会的赞助下,此类期刊论文的数目之多,叹为观止,而后两个赞助单位还支持研究了西方传教士到非西方社会传教中的性行为。毫无疑问,女性主义史学对扩展史学的新领域,功劳卓著,而原来这些领域基本都无人问津。但是,虽然有人提出,应该从社会的大环境出发来研究妇女史,美国历史学会年会议程和《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的文章则反映,相关研究的视角十分狭隘,不像是有意义的历史研究。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历史学会的一些其他议程,尽管也以性和性别研究为主,但相对比较开放和多元。而《美国历史评论》的书评更让人看到,在性行为和性别研究的方面,美国史家写出了不少公允、严肃的论著。《性别与历史》(Gender and History)这一重要国际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也质量上乘。该刊编辑在1990年第一期中呼吁“我们不仅鼓励性别和女性本身的研究,而且也鼓励研究种族、阶级、宗教、族群和性取向等方面的因素,如何加固强化了性别和女性的概念”。


近年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从“世界”或“全球”的视野来从事女性和性别的研究。性别研究的学者在这一去中心化和相对较新的领域中,找到了一个机会从“性别化”的角度来重新思考历史学的基本概念。的确,就这一企图而言,特别是在英语世界,性别研究十分合适,因为它已经反映了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影响。而在非英语世界中,属于国际性的庶民研究团体的非西方学者还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那就是从他们的国情出发抵制性别概念,将之视为西方的文化输出。(52)


彼得·斯特恩斯(Peter Stearns)的《世界历史上的性别》(Gender in World History)一书,是一本开创性的著作。该书不仅揭示在国际交流中,多元社会的性别关系如何变化,而且还在权力关系变化的语境中,研究每一个社会中性别角色的重要性。(53)这一领域的学者还将身体作为分析的重心,考察在帝国现代性的建构中,性别认同形成中身体实践和消费之重要。他们同时也看到这些实践怎样以“多中心”的和文化杂交的形式呈现出来。(54)如同记忆的场域一样,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身体之性别化,体现了张力、勾结、压迫和反抗的丰富含义。不过,女性主义学者与性别化的世界史的结合,仍处于一个探索阶段;最多只表达了一个宗旨,还远非普遍存在的趋势。但他们的希求是在世界历史的“主要概念”中,涵括性别差异,“以免(使之)成为这一新的宏大叙事中的被动的跟随者”。(55)

(四)历史学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之间的新联盟


为了确认社会科学方法对历史的意义,我们考察了各大社会科学的发展——以其旗帜期刊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发展为史学风向转变的标志。我们发现,它既没有回归到那种处理大量经济学、社会结构和人口学问题的分析的社会科学(尽管对这些问题的关注远未被放弃),也并非回归到带有相对主义认识论倾向的激进的文化和语言学转向。当然,由于差异性太大,我们无法概括在过去20多年里大多数史学家的历史观。但是,我们所考察的期刊论文,让我们对近些年来历史思想与书写基本走向,有了一个概念。在历史思潮转向方面,法国的《年鉴》杂志是一个标志,1994年之后改刊的副标题由“经济·社会·文明”改为“历史·社会科学”。这一改动的理由是,原来的标题太过狭隘,历史学家不但应该与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密切合作,还应该与其它人文社会学科的学者合作。事实上,《年鉴》杂志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做的,此时不过是重申了这一立场。早在1988年及翌年的编者按中,《年鉴》已经指出了传统社会科学的危机,指出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计量方法不能为历史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的确,所有的意识形态那时都受到了质疑。这并不意味着对某种社会科学、乃至所有社会科学的拒斥;恰恰相反,而是一种拓宽的努力,试图把那时尚未足够注意的文化层面包括进来。这就要求有新方法和新路径,年鉴史学不但要像以前一直做的那样,借鉴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和人类学,还需借鉴文学批评、社会语言学和政治哲学。(56)


1945年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年鉴》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涉及当代题材,与之在1930年代的做法不同。年鉴史家认为研究相对稳固的前现代社会,比研究日新月异的社会来得容易。现在,《年鉴》的视角在两个意义上已经全球化了:第一,就空间与时间而言,产生了对社会和文化在世界各地区互动的兴趣;第二,就西方和非西方以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而言,同时也希望覆盖从古至今所有时代的历史。《年鉴》不光重视社会和经济,也重视宗教、艺术和人文。尽管它也关注性与性别史,也为性别史出过一个专辑,(57)但与美国的和一定程度上英国的期刊不同,这类题材在《年鉴》上不占中心地位。《年鉴》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与早期的英国期刊《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特别是英国的《历史工作坊》(History Workshop)杂志颇为不同。《过去与现在》原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探讨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问题的场地,重点是以英国为例,探究资本主义社会的诞生。现在,这份期刊的范围比以前广阔得多;与《年鉴》类似,它的文章所涉题材在范围上覆盖了从古至今的历史以及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互动。德国的《历史与社会》(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创刊于1975年,其自我定位是一份研究“历史社会科学”(historische Sozialwissenschaft)的期刊,深受马克斯·韦伯的分析社会学的影响。可以理解的是,它同时也十分重视考察德国灾难性的过去。这份期刊的题材现在也扩大了,包含了世界各地的过去与现在,同时也保留着对现代德国与欧洲问题的关注。希特勒屠犹仍然受到关注,而该刊发表的众多题材中也包括研究情感的作用。美国社会史研究的主要期刊,如《跨学科杂志》(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历史与社会史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of History and Social History)、《历史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 History)以及《社会史》(Social History)等,也大致显现出类似的方向。而我们看拉丁美洲史的两份期刊——《西裔美洲历史评论》(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和《拉丁美洲研究评论》(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以及两份非洲史的期刊——《非洲史杂志》(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与《现代非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也可发现同样的倾向。但与拉美史的期刊相比,非洲史的杂志更关注种族、族裔问题和蓄奴史,而这些问题在上面提到的西方期刊中也据重要的地位。甚至,相对保守的德国《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最近也发表了一篇研究美国历史上私刑现象的文章。(58)总而言之,社会科学仍然十分重要,但与二战后的分析社会科学和1970、1980年代的文化主义盛行的时期相比,史学界显得更加开放和多元。


与之相比,在当今史学界、特别是在当代美国史学中,政治史的衰落程度,让人颇为震惊。最新出版、卷轶浩繁的《牛津历史著作史》(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其第四卷和第五卷处理1800至当代的史学史,但只有一章讲述政治史,也即基本忽略了这个主题。同样,由梅利·维斯纳-汉克斯(Merry Wiesner-Hanks)任总编,出版于2015年的七卷本《剑桥世界史》(Cambridge World History),在描绘全球历史发展的时候,也明显地降低了政治、尤其是降低了民族国家的重要性。由杰瑞·本特利(Jerry Bentley)、桑杰·苏布拉曼扬(Sanjay Subrahmanyan)和梅利·维斯纳-汉克斯共编的该书第六卷,覆盖了1400年到1800年之间的历史,题为“构建全球化世界”(The Construction of a Global World)。在该卷的“背景”和“变化模式”两部分中,他们突出了远程贸易和交换、宏观区域中的宗教变化这一类的主题,而非欧洲民族国家的崛起。当然,政治史在这一卷中也是有的,但并非讨论西方的民族国家构建,而是引导读者关注“大范围的政治转型”,也即帝国的形态,以这一时段伊比利亚、俄罗斯、中国和中东的帝国为例。有关这一取径,该卷中杰克·A.戈德斯通(Jack A.Goldstone)题为“政治轨道比较”的文章,对此有所解释。他说:“21世纪的普遍观念是,每个人都是某个国家的公民……但是,现代国家的崛起,是相当晚近的发展。到了1800年,这一创造国家的进程还相当新颖,并未完结。”英国和法国的政府是两个孤例,而且还带有“前现代的因子”,而在1871年之前德国还是普鲁士,日本、中国、俄罗斯、土耳其和印度在20世纪之前都还没有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59)另外,在《剑桥世界史》接下来的一卷,内容概括了1800年至今的时段,政治史同样不受重视。该卷共有七个部分,只有一个部分是关于“政治”的,含有题为“论民族主义”的一章,其中讨论了这一意识形态在全球的传播,而不是欧美民族建构的模式如何成功。其他六个部分处理了诸如帝国主义、非西方国家对欧洲扩张的反应、去殖民化、种族屠杀、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超越民族国家的重心和欧洲中心主义。的确,在J.R.麦克尼尔(J.R.McNeill)和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主编下,《剑桥世界史》第七卷主要关注的是近几个世纪以来,社会/文化发展的物质和经济条件和全球化的进程。


当然,政治史并未消失,它仍然十分重要。我们在第六章中讨论了政治史在拉丁美洲的复兴,那是一种聚焦广大群众而非精英人物的政治史。同时,我们又怎能忽略20世纪的诸多重大政治事件呢?比如两场世界大战的爆发、纳粹德国的兴亡、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及后来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及今天世界许多地方发生的包括种族在内的各种冲突,都需要将之置于政治背景下才能加以清晰的认知。档案材料虽然对史实的建构十分关键,但仅仅依赖档案是不够的。军事和外交史也不应被忽略。但当今很多政治史学已经反映出,历史思想在总体上已经有了转变。旧的历史学采取自上而下的视角,因此非常依赖、甚至是完全依赖档案材料,而新史学虽然并没有废除政治史,却渐渐地转变为政治、社会和文化史之间的跨领域合作,并将考察范围拓展至所涉人口的大部分。不仅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历史学家重新点燃了对政治史的兴趣,而且政治史本身还有新流派的出现,如借助上文已经提到的记忆研究的兴盛,让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看到了政治影响力的无处不在。因为记忆研究倾向关注在其他记忆被压抑和拒斥之后,某些特定的记忆如何形成,相关学者相当关注国家的政治影响和操纵的作用。有些学者甚至评论道:记忆俨然成了“政治演变和政治利益的一个‘自然’产物”,抑或“记忆已成为政治化约论和功利主义的俘虏”。(60)与此同时,扬·阿斯曼(Jan Assman)和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夫妇关于“文化记忆”建构的新近理论,扩展和修正了莫里斯·阿布瓦赫为人熟知的“集体记忆”概念,促使历史学家看到在记忆研究中,人类学、社会学和传播理论的有益之处。


的确,问题似乎不在于今天的历史学家不再对与社会科学结盟感兴趣,实际上,他们是在努力寻求重新定义这一固有的联盟,并对历史研究的方法进行更新,而在近年,其做法还包括从一些自然科学那里借鉴方法。重新定义就是说不再像传统的做法那样,在历史书写中只考虑如何使用社会科学理论来解释民族国家。据凯文·帕斯莫尔(Kevin Passmore)的观察,至少在现代西方,历史研究借助和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的企图见于20世纪初,而其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勾画民族国家的演进。为了这个目的,历史学家希图从古斯塔夫·勒庞、马克斯·韦伯、埃米尔·涂尔干和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中,解释在一个国家和国与国之间这两个层面上,人类演化的原因和特点。这一传统在二战期间得到了发扬和调整,但是从1970年代开始,也就是历史学出现文化和语言学转向以后,历史学家开始探索新的研究领域,这就促使他们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视角而开始重新检验历史学与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等“旧”社会科学的联盟,而恰在那时,那些社会科学则又正在经历其学科内部的“历史学转向”。(61)有些史学理论家已经颇为信服地指出,其实历史学家也可以教给社会科学家很多东西,那就是如何为后者引进和阐述“时间的维度”。如果那些社会科学的确出现了“历史化”,那么这一过程也有利于重建或加强历史学与它们之间的联盟。(62)实际上,据加布里埃尔·斯皮格尔(Gabrielle Spiegel)所称,语言学转向以后,历史书写出现了新的方向,很多历史学家都开始对历史运动中自我、结构、能动性和经验的作用产生兴趣,由此他们又再次渴望从临近学科那里吸收和借用某些方法。林·亨特也指出,全球化的兴盛,没有减弱而是加强了历史研究中自我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为了对此分析的需要,历史学家能够也越来越善于从生物学和心理学方法中获得灵感。(63)环境史和情感史是近来史学界中迅速成长的两个流派,而研究这两个领域,也让历史学家将目光看到和运用了社会及自然科学中的一些新近成果。我们随后还会在本章中讨论环境史和情感史。

(五)民族国家概念的转变以及全球史的意义


尽管大部分历史书写仍然以国家为中心,但1990年代以来,随着西欧和中欧以及英语国家少数族裔群体的增加,民族国家的概念已经产生了变化。很多历史学家不再把民族国家看作同质的,而是视它们为异质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此外,若把欧洲视为一个同质的整体便忽略了欧洲本身地方、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当然,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也同样存在这些差异。所以,用多元文化的视角来研究历史的趋势,日益流行。美国高中所采用的有关美国与世界史的主要教科书,便是一个例子。与以前的教科书相比,新的教材强调了美国的多族群文化并关注少数族群和女性的贡献。(64)在印度,庶民研究的开展有助史家超越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做法。复杂的阶级、种姓和其他层次的差异,造成了印度特有的多元化,必须加以考虑。从庶民研究的视角看,很多反殖民史学只是想用印度精英来取代英国精英,却忽略了庞大的庶民群体在反殖民斗争中的积极和能动的作用。与庶民研究类似,坦桑尼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多样性如何形塑了坦桑尼亚及底层民众在民族独立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从而重新认识了民族国家的概念。(65)这些并不表示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历史已是明日黄花。但愈来愈多的史家倾向于避开民族国家为单位,写作注重关系、交流和超越国家疆界的跨国史,也即近年法国历史学家所称的“交叉史”(histoire croisée)。(66)


冷战结束之后,历史学发生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历史学家日益将其注意力从传统的民族国家与西方为主的历史那里,转向了世界史和全球史。(67)20世纪的上半叶出现了两种书写世界史的重要方式,以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和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为代表,(68)他们都以文明的比较为中心,并将西方列为诸多文明中的一员。专业史家则对之颇为轻视,认为它们大而无当,不具扎实的学术基础。但至少,它们有助让人看到,其他文明与西方文明一样,都有同等的研究价值。不过,只是到了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史才取得了专业史学的地位。(69)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The Rise of the West: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1963)是一部较早对跨文化互动与传播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作品。虽然标题容易引起误解,但这部书其实注重比较,也为此后的世界史写作树立了榜样。麦克尼尔力图显示,不同社会与文化传统的人们在观念和技术方面的相互交流,对世界史的发展至为关键。(70)他曾一度感佩汤因比处理世界史的大手笔,还曾向后者求教,但他认为汤因比对世界史演变作规律性的总结,有点天马行空。无论从概括的范围还是跨文化的角度,麦克尼尔的作品在当时都是一部先驱之作,但这本书之后也有了批评者,其中包括了麦克尼尔本人,因为这本书还不够全面,比如在描述世界历史模式时,只字不提非洲,也过于看重精英的作用。在之后出版的《瘟疫与人类》(Plagues and Peoples)(1976)一书中,麦克尼尔考察了传染病在各种社会和文化中流行所造成的后果,以及传染病的流行如何破坏了既有的政治、商贸和社会秩序,并以此来从事历史的研究。这几乎是历史学家第一次处理涉及生物与环境元素的题材。这一题材在以往不受重视,而现在则成为了十分重要的领域。


1982年,世界史学会(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成立,其麾下的《世界史杂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则出版于1990年,由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1949—2012)担任主编,所发的论文则来自世界各地。这份杂志成为了新世界史最重要的出版园地,同时还有相关著作的书评。该杂志的创刊号指出,它的宗旨是“从全球的角度”分析历史,将“大规模的人员流动和经济波动、技术的跨文化转让、传染病的流行、长距离贸易,以及宗教信仰、观念和理想的传播”作为历史研究的关键内容。(71)1990年代以后,“全球史”这一称呼特别流行。《全球史杂志》(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与《全球研究杂志》(Globality Studies Journal)于2006年同时创刊。而在1991年,双语期刊《全球史与比较社会研究杂志》(Comparativ Zeitschrift für Globalgeschichte und vergleichende Gesellschaftsforschung)则在德国出版。鉴于目前学界对“全球史学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称得上全球史”还未能达成共识,(72)“全球史”这一术语与“世界史”相重叠,经常被等同视之,但“全球史”更倾向于处理15世纪以后的历史时期,也常常以1960年代之后的全球化进程为重点。(73)《世界史杂志》和《全球史杂志》都对前现代社会与文化的研究感兴趣,但前者兴趣更大,注重探讨早在欧洲人到来之前环太平洋区域的商品交换、食物和疾病。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历史学家愈益走出民族国家的藩篱,来研究西方世界之外的文化和社会。他们也重视气候和环境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对人类早期历史进行比较研究的时候。这类主题也同样见于《全球史杂志》。该刊创刊号编辑的发刊词及之后发表的史学史回顾中,都指出研究这些主题特别重要。该刊编辑希望克服在区域史研究中出现的碎片化和视野狭窄的问题。他们注意到,在过去两个世纪当中,“所有的历史学传统都汇聚到一点,即要么赞扬西方的崛起,要么关注西方崛起产生的反应”。现在,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基于“严肃学术”的真正的全球史。(74)


这一希图超越民族国家模式的史学潮流也传播到了世界其他地方,但意义并不一样,发展轨迹也不同。在东亚,历史学家也努力在民族国家和马克思主义的范式之外另辟蹊径,使历史写作不再受制于意识形态的束缚。譬如日本的社会文化史转向,自1980年代以来促成了对描绘普通人、特别是底层人民日常生活史的兴趣。它与城市史的兴起同时发生,而城市史是日本近几十年最具活力的史学领域之一。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文化史家又将“文化研究”和后殖民研究从西方引进到了日本。这些进展使得日本的一些历史学家,对20世纪上半叶日本在东亚的殖民主义遗产以及日本官方之后编写和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对此的描述,作了批判性的审视。(75)


如果说日本的文化史和文化研究得益于国际史学界的跨文化对话,那么中国历史学界近年的变化也与此有关。例如,正如上一章所提到的,2004年“新社会史”丛书的出版,便是中国本土学者和海外华裔学者之间亲密合作的产物。近几十年来,台湾海峡对岸的中国史研究界对社会文化史也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这要归功于台湾历史学家与西方同行之间更为频繁的交流。相比中国大陆的历史学者,台湾历史学者的确更易于接受西方史学的影响;早在1980年代,受年鉴学派的启发,台湾史学界便出现了社会文化史的转向。(76)中国大陆的社会史研究,与1980年代的文化热运动有关。与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实践不一样,中国大陆史家增强了对社会与文化生活的兴趣。对今天的中国历史学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学者而言,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有助他们走出1949年以来历史学受到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和1990年代之后的民族主义)高度影响的传统。因此,在今天的中国大陆,社会、文化和经济史的研究有助史家走出意识形态的束缚,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以民族国家的视角和强调政治革命来审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路程。(77)


前面所提到的新编《剑桥世界史》,也是当今史学变化的一个例子。与阿克顿勋爵的《剑桥近代史》(Cambridge Modern History)及其续篇、成书于1950—1970年代的《新剑桥世界史》(New Cambridge World History)不同,这部著作弱化了现代欧洲的兴起在世界历史上的意义。它采用了“区域、专题和比较”的视角,其作者群不但拥有跨学科的训练,而且还来自世界各地。(78)遵循一个宏阔的时间框架(始自旧石器时代至今),它描绘了城市、帝国与国家的兴起,并讨论过去的几千年中,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


这一比较的、跨文化的全球史转向,代表了世界各地史学的一个趋势。在那些进行广泛比较、有着扎实学术基础的著作当中,最全面的当属于尔根·奥斯特海默尔(Jürgen Osterhammel)的《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A Global 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该书用德语写就,随后有了英文版。(79)K.N.乔杜里(K.N.Chaudhuri)的《欧洲之前的亚洲:从伊斯兰崛起到1750年印度洋的经济和文化》(Asia before Europe:Economy and Civilization of the Indian Ocean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1750)(1990)和安德鲁·贡德·弗兰克(André Gunder Frank)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ReOrient: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1998)都强烈主张,在西方资本到来之前,印度和中国扮演着驱动世界经济的关键角色。彭慕兰广受好评的《大分流:中国、欧洲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2000)一书延续了乔杜里和弗兰克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无论西方和东方、抑或中国的经济,大致在1750年之前都遵循着相似的发展模式;西方超越东方并不是因为其特殊的文化传统、政治发展或其他因素,而是因为它发现并殖民了新世界,这才使得欧洲走出了与亚洲不同的发展道路,开始了资源密集型和劳力节省型的工业化。


尽管它们的史学传统大相径庭,美国和中国脱颖而出,(80)不光在研究也在教学方面,成为了世界史和全球史研究的两大中心。在美国,一战以后许多大学引进了西方文明史的课程,现在则已经被世界史或全球史有所取代。在中国,1950年代开始就有世界史的研究机构,而近些年来,一些高校纷纷成立全球史的研究中心。2011年,世界史学会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召开了年会,该校拥有一个活力十足的全球史研究中心。该会有数百位海外学者参加,而中国的参会者人数也旗鼓相当。正如我们在导论里提到的,2006年以后首次出现了一些着眼全球、概括古今的史学史著作。在此之外,几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历史学者——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弗雷德·施皮尔(Fred Spier)和辛西娅·S.布朗(Cynthia S.Brown),开始进行了他们称之为“大历史”(Big History)的研究。在传统的观念上,历史学家把有文字以前的历史称为“史前史”,而这些人的著作却回溯到宇宙的最开始——大爆炸,然后追溯太阳系的诞生、人类的出现及其进化到现代的历史。克里斯蒂安的《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Maps of Time: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2004)和布朗的《大历史:从大爆炸到当代》(Big History:From the Big Bang to the Present)(2012)展示,这种“大历史”的写法必须走出以人类为中心的传统历史研究方法的窠臼。它希望把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赋予历史学以物质基础,如《大历史和人类的未来》(Big History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2010)的荷兰作者弗雷德·施皮尔,原来是一名科学家,后来才转向历史。在这之前,威廉·H.麦克尼尔在其《瘟疫与人类》的书中,已经探讨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某种影响。麦克尼尔也认可大卫·克里斯蒂安的《时间地图》一书;2003年,他自己又与其子约翰·R.麦克尼尔(John R.McNeill)合著了《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The Human Web:A Bird's-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该书对史前时代一直到现代的历史作了宏观的概述,在书的最后又对人类的未来,作了一些有意思的讨论。

(六)环境史的长足发展


此时或许我们应该讲讲环境史的兴起,因为它既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领域,又是历史学与自然和社会科学结盟的一条路径。对于大多数环境史的践行者来说,历史学中的“环境与生态学转向”在1970年代便已出现,其标志性的著作不光有威廉·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类》,还有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的《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之后的生物和文化变迁》(The Columbian Exchange:Th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1972)和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的《自然的经济:一部生态思想史》(Nature's Economy: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1977)。1986年,克罗斯比又扩充了他的论点和扩大了其研究范围,写出了《生态帝国主义:欧洲900—1900年的生态扩张》(Ecological Imperialism: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一书。这三位作者那时都在美国大学任教,而1976年还迎来了美国环境史学会的成立。的确,环境史至少在其形成的初期,便在美国学术界受到较大关注;英语世界的“环境史”一词也由美国历史学家罗德里克·纳什(Roderick Nash)首次使用。有些学者指出,美国环境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末期,那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提出了“边疆理论”,用来概括美国的历史和文化特征。当然,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吕西安·费弗尔(Lucian Febvre)在其《历史的地理学导论》(Geographical Introduction to History)中,也用了足够的笔墨强调了自然环境对于人类历史的作用。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名著《地中海》以及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系列气候史的研究著作中,又发扬光大了费弗尔的立场。但奇怪的是,自1980年代起,年鉴学派很少出版有关环境史的文章了。(81)


而自1990年代开始,环境史研究在美国达到了一个高峰。到2003年约翰·R.麦克尼尔对这一领域进行学术回顾的时候,美国大学已经出现了差不多6个环境史的研究中心。美国环境史学会的会员也暴增到1000名以上。与此同时,由于欧洲、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的学者不断加入,环境史的领域也愈益走向国际化。不但相关的研究机构出现在世界几大洲的高校中,环境史的研究学会(如成立于1999年的欧洲环境史家学会),也吸收了许多新会员。在南亚和非洲,这种潮流尤其强劲。例如,从印度视角出发的学术著作主要关注环境观念背后的政治,如殖民时期的殖民者如何将保护野生动物凌驾于当地人之上,而到了后殖民阶段,富人的环境主义和穷人的环境主义观念,又如何愈益分道扬镳。(82)


除了采取上述的政治角度以外,环境史研究也用文化/思想和物质的方法来分析历史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文化、思想的方法关注人类对其居住的天然抑或人造的环境,在文学和艺术上表现出了什么样的认知;而物质的方法则注重描述生物和自然条件如何制约和影响了人类的历史——克罗斯比、威廉·麦克尼尔的著作是早先的例子,而最近的例子则是贾雷德·戴蒙得(Jared Diamond)的畅销书《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Germs and Steel: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1999)。剑桥大学的历史人类学家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著有《英国人对自然界态度的转变,1500—1800》(Man and the Natural World:Changing Attitude in England,1500—1800)(1983)。许多人将该书誉为从文化多样的角度探讨环境史的先驱之作,而作者却有点不太同意这样的定位。与托马斯类似,西蒙·沙马(Simon Schama)一般不认为自己是一名环境史家,但其用典雅的笔调写作的《风景与记忆》(Landscape and Memory)(1995)一书,则是一部关于欧洲人如何通过绘画、雕塑和建筑来鉴赏与表现大自然的作品。对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许多环境史家持有“衰退主义”的观点,而沙马在书中传达的信息则是,虽然环境的损坏一去不返,但还有好大一部分却完好地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他的著作试图揭示英国“风景画传统展现的丰富性、古典性和复杂性”。(83)


像欧洲一样,风景在东亚、特别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也有一定的地位。伊懋可(Mark Elvin)的《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2004)是一部内容详细的通史著作,其中特别注意从风景画和山水诗中探讨中国人的环境观念。同时,他也描述了在数千年的持续耕作和开发下,中国的自然环境不断变化和衰退的历史。这种用物质的层面考察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路径,在环境史研究中非常常见。埃德蒙·罗素(Edmund Russell)的《进化的历史:从历史学与生物学的双重角度理解地球上的生命》(Evolutionary History:Uniting History and Biology to Understand Life on Earth)(2011)从全球着手,而约翰·艾利夫(John Iliffe)的《非洲人:一个大洲的历史》(Africans:The History of a Continent)(1998)则采取了非洲大陆的视角;艾利夫不光讨论了非洲人如何改变了环境,也描述了他们应对自然挑战(贫瘠、疾病和旱灾等)中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确实,非洲相对恶劣的生存条件、加上欧洲殖民主义对其造成的进一步损害,使得研究非洲史的历史学家更倾向于采取环境史的角度。同理,拉丁美洲的环境研究也将批判地审视欧洲殖民主义的遗产,放在了中心的位置。(84)


毫无疑问,环境史在最近几十年来的发展与世界范围内历史学的整体发展,相辅相成。环境史的研究有助历史学家看到超越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兰克史学模式之必要。约翰·R.麦克尼尔是这一新兴领域的知名人物,他曾说:“对许多种类的历史研究来说,包括大多数的环境史研究,民族国家不是恰当的操作范围。”(85)像他一样,许多其他环境史家也都愿意采取全球史的研究视角。J.唐纳德·休斯(J.Donald Hughes)的《世界环境史:人类在生物共同体中地位的转变》(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World:Humankind's Changing Role in the Community of Life)(2009),埃德蒙·伯克三世(Edmund Burke III)和彭慕兰主编的《环境与世界历史》(The Environment and World History)(2009),以及安东尼·彭纳(Anthony Penna)的《人类的脚印:全球环境史》(The Human Footprint:A Global Environmental History)(2010)都是例证。同样,那些对全球史有兴趣的学者,例如前面提到的《剑桥世界史》的作者们,也越来越注意从环境的角度考察历史的演进。2007年,几位环境史家开始探究“人类纪”(Anthropocene)的观念,描述了现代化对全球环境的损害。他们认为,从1800年工业化的起步开始,人类活动已经形成了一股“全球性的地球物理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了地球的体系;大气层中二氧化碳含量达到的空前高水平,就是一个警示。(86)由于“人类纪”与现代史几乎重合,从环境史的角度对历史所作的分期,与全球史家超越民族国家视角的历史写作,有异曲同工之妙。并且,环境史的研究还有助历史学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建立新的联盟;以后者而言,历史学合作的对象不仅有生物学、考古学和生态学,而且还有森林学、气候学和孢粉学。

(七)探究情感在历史中的作用


情感研究是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结盟的另一个例子。2015年在中国济南召开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历史中的情感”(Historicizing Emotions)是该会的四大主题之一。的确,自19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关注人类情感在历史中的地位。社会史家彼得·斯特恩斯(Peter Stearns)是美国《社会史杂志》(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的创始人,他与妻子卡萝尔·斯特恩斯(Carol Stearns)在1985年的《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一同创造了“情感学”(emotionology)这一概念。他们在文中指出,对情感的历史研究可以发扬光大社会史和心理史,将注意力从“社会学有关社会分化和流动的常见模式”转移到构成“过往心态”的情感层面。他们的“情感学”指的是一定时期内集体情感表达所形成的社会标准。(87)在社会史之外,吕西安·费弗尔有关“情绪性”(sensibility)的研究也激发了对情感研究的兴趣。由是,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研究亦可视为情感史的一个先驱。(88)诺伯尔特·埃利亚斯(Nobert Elias)的《文明的进程》(The Civilising Process)一书,描绘了人们如何学会在不同的场合里控制自己的情绪,也为情感史提供了灵感。在《中世纪的秋天》(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1919)中,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对中世纪的生活进行了生动的描绘。按照现在的标准,那个时期人们的情感宣泄(哭泣与愤怒)会显得相当直接与放纵。


但情感研究的最新潮流,显然已经与上述早期的研究相距甚远。如埃利亚斯和赫伊津哈注重中世纪与现代生活之间的差异,而后来的情感史家则更倾向于弱化现代性的意义。鉴于情感见于世界各地的文化,他们认为没有必要认定某种特定的情绪表达模式是“文明的”,并将其与“粗俗的”和“不文明”的他者对立起来;他们也不想强调,在人类历史上情感的构造会呈现单线进步的过程。例如,以前认为中世纪欧洲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植根于一种“目的式的理性”,也即缺乏情感的联系与表达。但汉斯·梅迪克(Hans Medick)、大卫·萨宾(David Sabean)、路易斯·蒂利(Louis Tilly)和杰克·古迪(Jack Goody)的论著挑战了这种看法。(89)长久以来也一直把婚姻中的爱情,视为一种不见于其他文化的现代西方的现象。比如在中国和日本,基于爱情的婚姻、也即“恋爱婚姻”只是在战后的1950和1960年代中才渐渐变得普遍。但其实在前近代的时期,比如明清时代的中国,家庭或其他关系中“情”与“欲”等情感的表达,并非荡然无存,而是广泛地出现在那时的文学和其它类型的作品中。(90)如果说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首先在西方出现,那么它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表明情感也有历史。学者们已经发现,在17世纪美洲的新英格兰地区,夫妇之间相互的情感表达都比较克制,生怕影响他们对上帝的爱。与此迥异的是,自20世纪开始,爱情出发的婚姻在美国成为了一种受人追捧的典范,甚至到了“扼杀”婚姻的程度——很多夫妻一旦发现彼此之间不再相爱,就会迅速解除他们的婚姻结合。(91)


2001年9月10日,威廉·雷迪(William Reddy)的《情感研究导航:情感史的框架》(Navigation of Feeling:A Framework fo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一书正式出版。第二天,9·11事件爆发,震惊了世界。两者之间显然是一个巧合,但用伊彦·普兰普尔(Jan Plamper)的话说,该书“即刻激发和催生了近年见于全球的情感史研究的繁荣局面”。(92)的确,在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民众群情激愤,这必定也影响了政府制定政策的过程。雷迪是一名执教于杜克大学的美国历史学家,已经出版了几部情感史的先驱之作。他在《情感研究导航》以及其它几部作品中,分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情感管控”(emotional regimes),这些管控定下了人们情绪表达的规范。例如,在大革命前的法国,宫廷会通过一些仪式活动来展示和施展其权力,而在当今的世界,航空公司会要求空乘在为旅客服务的时候,必须面含微笑。雷迪还相信,在“情感管控”之外,还存在着“情感庇护”(emotion refuge),人们可以通过(相对)不受限制的表达方式和姿态来享受他们的“情感自由”(emotional liberty)。美国另一位历史学家芭芭拉·罗森宛恩(Barbara Rosenwein)的路径不同于雷迪的二元分法,她在其《中世纪早期的情感共同体》(Emotional Communitie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2007)以及新近面世的《情感的代际:一部情感史》(Generations of Feeling:A History of Emotion)(2015)中提出“情感共同体”(emotional communities)的概念,主张情感的表达在不同的人群中(如家庭、教会或学校、外出就餐等)会有相当的不同。


与环境史研究略有不同的是,情感史从一开始就引起了国际的注意。事实上,尽管威廉·雷迪、芭芭拉·罗森宛恩和彼得·斯特恩斯是情感史研究当之无愧的主要倡导者,但在美国,情感史的研究更多地是一种个人选项。与此相反,欧洲国家与澳大利亚则出现了很多情感史的研究机构,对情感史进行集体研究。柏林的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下设的情感研究中心,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该中心的主任是乌特·弗雷福特,曾发表了有关荣誉感、男子气概和性别的论著。顺便提一下,弗雷福特还组织了2015年在济南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历史中的情感”的主题讨论会。另一个例子是澳大利亚卓越研究计划支持下的情感史研究中心,其成员来自澳大利亚各校。另外还有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跨学科情感与感官研究中心和加拿大的中世纪情感研究中心。


不过,环境史和情感史之间也存在一个重要的相似之处,那就是两者都采取跨学科的方法和致力于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联手。《情感史导论》(History of Emotions:An Introduction)(2015)的作者伊彦·普兰普尔出生于德国,在美国接受了教育而现在又任教于伦敦。他在书中详细描述了对人类的情感研究如何成为了神经科学的重点领域,以及神经科学的这一方面研究又如何影响了历史学家。与此同时,他也提醒读者们注意,情感的历史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之间,有着关键性的不同。神经科学家通过研究比如脑细胞的活动,希图建立情感行为的普遍模式,而历史学家则倾向于寻找情感的历史性。这也就是说,历史学家虽然认为情感存在于所有人类的历史中,但其在不同时期也经历了显著的变化。(93)借用米歇尔·福柯的话来说:“我们相信情感是永恒的,但每一种最高贵抑或最冷静的情绪,都有其历史。”(94)


的确,情感史除了受到社会史的启发之外,它在最近数十年的蓬勃发展,也延续和拓展了新文化史、妇女史和性别史的潮流。而所有这些新学派,都在不同程度上印证了后现代主义对历史书写的影响。2012年《美国历史评论》开设了一个有关情感史研究的论坛,大多数参加者都承认历史学在1990年代出现的语言学转向,有助他们把眼光转到了情感史的方面。有意思的是,两年之前《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也进行过一个类似的访谈,受访者都相信历史学领域已经出现了一个“情感的转向”。(95)彼得·斯特恩斯是其中的一位受访者,他与另一名编者在一本书中称道,情感研究首次关注人的行为的非理性和内在的层面,由此而会指出“历史学的一个新方向”。在这点上,斯特恩斯的观点与芭芭拉·罗森宛恩在2002年的观察,颇为一致。后者在那时指出:“作为一个学术分支,历史学最早研究政治的变迁。尽管社会史和文化史已经开展了有一代之久,但历史研究仍然专注硬邦邦的、理性的东西。对于历史研究而言,情感是无关重要的、甚至是格格不入的。”(96)

除了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围,情感研究也对历史学家提出了更新历史知识传布手段的要求。现代的历史书写中,叙述体最为人推崇,但现在看来似乎无法有效地表现历史人物的情感了。朱莉·利文斯顿(Julie Livingston)是一名非洲史的学者,而非洲的很多关于过去的知识都来自代代相传的口述材料。她承认,“把采访来的材料诉诸文字的时候,内容就被扭曲了,因为其中表演和情感的成分不见了”,这让她十分沮丧。悉尼大学的艾伦·麦道克斯(Alan Maddox)在济南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发表其论文的时候,为观众播放了两首歌曲,希望他们能亲耳感受教会歌曲的旋律变化,听出18世纪教会音乐所包含的“激情”。(97)的确,随着有关过去的知识和对过去的研究越来越走向数字化(这也是在中国济南大会上讨论的另一个主题),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历史学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传达给读者和观众的时候,也会改变、更新其方法和尝试各种各样的手段。如果不再将叙述体作为历史书写的唯一形式,他们也许会采用其他更新的交流方式,比如目前出现的“数字化人文”项目所开发的形式。对情感史家而言,这是一个挑战,而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对世界上所有历史学家的一个挑战。


三、总结

回顾以往,1990年代以来的历史观念和写作,既有延续以往的趋势,又出现了重要的转向。我们已经指出,历史思想在20世纪的70年代发生了急遽的转变,那种对西方文明充满自信、认定它代表了历史的最高点并是其他文明的楷模的分析性的社会科学,不再受人青睐。而新文化史则注重诠释深层文化的意义,替代了企图解释社会结构与进程的取径。正如我们所见,这些变化表现为一种日益增长的怀疑主义,质疑对历史与社会研究中客观认知的可能性,取消了传统社会科学所秉持的事实与虚构、历史研究与文学想象之间的严格边界。后现代主义是其最激进的形式,它否认历史知识的可能,把史学等同于纯粹的意识形态和神话。但冷战以来,历史所产生的社会语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改变,经济全球化的同时,科技、政治、社会和文化的转变也伴随其中。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主导历史与社会研究的传统社会科学,以及1970年代和1980年代将之取代的文化和语言学转向,都没能解释1990年代所发生的深刻转变。两者的方法都有其片面性:传统的社会科学无视区域性及其文化模式,而文化主义则拒绝考虑文化的制度基础。


在一定意义上,全球化的进程似乎确认了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假设,即世界范围内经济、社会和文化愈益明显的同质性。但1990年代以后发生的具体事件则又与现代主义理论的预期恰好相反。后者认定全球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会加强公民社会、世俗主义和政治民主化。这种假定还认为西方的发展会成为非西方世界的榜样。但在1920和1930年代,不同形式的独裁主义控制了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表明即使在西方,这一预测也无法自圆其说。冷战结束之后,公民社会与民主制的确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出现了,比如欧盟的建立便是一个显例;但在1990年代的巴尔干地区、今天非洲的许多地方以及2011年之后的叙利亚,残酷的内战与种族冲突持续存在。卢旺达和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例子表明,种族屠杀远非遥远的记忆而已。而且,早些时候的世俗主义倾向已经被日益强化的宗教原教旨主义所取代,后者不光出现在伊斯兰世界,而且在印度乃至以潜在的形式也存在于中国及美国、波兰和以色列等一些西方国家。


换言之,在全球化与跨文化冲突的冲击下,研究当今世界的复杂性所需要的方法,无法借助于后现代史学,因为其观念主要是把历史学视作某种形式的文学想象;而由于不同的原因,1990年代以前的分析性社会科学也同样不敷所需。最近几十年来全球化的最新趋势,要求一种能够将过去与现在世界变化的主要潮流综合考虑的方法。为此目的,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必不可少,否则就不能对全球化进行任何有意义的研究。但同时又要走出传统美国社会科学、布罗代尔式的年鉴学派方法、以及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方式,因为它们只是解释结构和进程,而现在要考察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复杂性和种种冲突,因为它们形塑了我们今天的世界。目前,我们尚无法明确知道,各种书写全球史的努力是否最终会引发历史学领域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但本文对历史思想与历史书写的主要潮流所作的总结表明,有必要探求历史书写的新方法。这些新方法不光要挑战西方中心论,超越把西方视为世界的中心然后影响世界其他地区的观念,还要超越那些初衷良好、从西方—非西方对立两分法的角度而写出的历史和史学。如此这般,历史写作方能体现世界多元和全球视角的变化,进而承认历史发展的动力不但有多种来源,而且还来自世界各地。这本书就是应对这一需求的一个尝试。

注释

①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National Interest,16(Summer 1989),pp3-18;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New York,1996; 以及他的“Reflection on the End of History,Five Years Later”,History and Theory,34:2(1995),pp.27-43.

②Samuel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New York,1996.

③参见Francis Fukuyama,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s,2011.以及最近出版的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s,2014.

④有关这一主题的一些通俗著作成为畅销书,其中包括Thomas Friedman,The Lexus and the Oliver Tree,New York,2004; Benjamin Barber,Jihad vs.McWorld,New York,1995; Amy Chua,World on Fire:How Exporting Free Market and Democracy Breeds Ethnic Hatred and Global Instability,New York,2003.除少数著名的例外,大多数有关全球化理论的著作不是出于史学家之手。部分原因是这一课题带有很强的现实性,另一部分原因是历史通常涉及的有关空间与场所的问题已被全球化所超越。

⑤R.Stephen Humphreys,“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Modern Middel East:Transforming a Field of Study”,in Israel Gershoni,Amy Singer,and Y.Hakan Erdem,eds.,Middle East Historiographise:Narrat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Seattle,2006,p.20.

⑥2003年,由中日韩三国历史学家共同编写的新高中历史教科书在三国同时出版。由于历史教科书的采用仍需得到“官方”的批准,这部历史教科书被当做“教辅读物”,但这部教科书表明在对该地区历史叙述达成共识上迈出重要一步。关于“共同历史研究计划”参见王晴佳“Remembering the Past; Reconciling for the Future: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China-Japan Joint History Research Project(2006—2010)”,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17:2(Fall 2010),pp.219-137.

⑦Dominic Sachsenmaier,Global Perspective on Global History,Cambridge,2011,p.42.

⑧参见Victoria E.Bonnell and Lynn Hunt,eds.,Beyond the Culture Turn: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Berkeley,1999,导言,p.3.

⑨Lynn Hunt,Writing History in the Global Era,New York,1999,p.3.

⑩Frank Ankersmit,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Stanford,2005以及他的Meaning,Troth,and Reference in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Ithaca,2012.

(11)Marine Hughes-Warrington,Fifty Key Thinker of History,London,2000,p.355.必须注意的是名单上的重要思想家大多来自西方,除了司马迁和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

(12)Emst Breisach,On the Future of History:The Postmodernism Challenge and Its Aftermath,Chicago,2003,pp.193,205.

(13)Peter Burke,“Metahistory:Before and After”,Rethinging History,17:4(2013),pp.437-447,引用自p.444.

(14)例如詹金斯的《再思历史》(一译《历史的再思考》)出版后很快被翻译成中文,并在20世纪90年代台湾大学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课堂上被接受。

(15)参见Judith Surkis,Gary Wilder,Durha Ghosh,James Cook以及Julia A.Thomas在《美国历史评论》上的相关论文。

(16)Fuminobu Murakami,Postmodern,Feminist and Postcolonial Currents in Contemporary Japanese Culture,London,2004.

(17)Hayden White,“History Employment and the Problem of the Truth”,in Saul Friedl nder,ed.,Probing the Limits of Representation:Nazism and the “Final Solution”,Cambridge,MA.1992,pp.37-53.关于弗里德兰德的研究和其他相关研究及后现代理论参见Michael Dintenfass,“Ttuth's Ohter:Ethnic,the History of the Holocaust,and Historiographical Theory after the Linguistic Turn”,History and Theory,39:1(2000),pp.1-20.

(18)Hayden White,Tropic of Discou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Baltimore,1985,p.82.参见White,“No other discipline is more informed by the illusion that ‘facts’ are found in research rather than constructed by modes of representation and techniques of discoursivization than is history”,in Bonnell and Hunt,eds.,Beyond the Culture Turn,p.322.

(19)White,“Historical Dicourse and Literary Theory:On Saul Freidl nder's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in Norbert Frei and Wulf Kansteiner,eds.,Den Holocaust erz hlen:Historiographie zwischen wissenschaftlicher Empire und narrativer Kreativit t,G ttingen,2013,pp.51-78.

(20)Idid.p.54.

(21)Leopard von Ranke,“On the Character of Historical Science”,in George G.Iggers,ed.,Leopard yon Ranke,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London:Routledge,2011,p.8.

(22)Saul Friedl nder,“Reply to Hayden White”,ibid,pp.75-78.

(23)Robert Doran,ed.,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Hayden White,London,2013,p.3.

(24)Norman J.Wilson简要提及海登·怀特,参见History in Crisis? Recent Directions in Historiography,Boston,2014, ed.,pp.22,117-118,121.相同例子参见Eileen Ka-may Cheng的Historiography:An Introduction Guide,London,2012.

(25)在1998年苏联最后阶段,安德烈·萨卡洛夫(Andrei Sacharov)创立的人权组织Memorial开始采访斯大林时期的受害者。

(26)Lutz Niethammer,“Die Jahre Weiss man nicht,wo man die heute hinsetzen sou”,Faschismuserfahrungen im Ruhrgebiet.Lebensgechichte und Sozialkultur im Ruhrgebiet 1930 bis 960,Bedin,1983.

(27)关于台湾口述史项目参看http://mhorh.mh.sinica.edu.tw/index.php。

(28)参见Alan Confino,“History and Memory”,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Oxford,2011,v.5,pp.36-53.

(29)Paris,1986-1993.

(30)Etienne and Hagen Schulze,eds.,Deutsche Erinnerungsorte,München,2001.

(31)参见Lynn Struve,“Chinese Memory Makes a Martyr”,History and Memory,25:2(2013),pp.5-31; Yinan He,“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the War”,ibid.,19:2(2007),pp.43-74; Klaus Mühlhahn,“Remembering a Bitter Past”,ibid.,16:2(2004),pp.108-139; and Katharina Schramm,“The Slaves of Pikworo:Local Histories,Transatlantic Perspectives”,ibid.,23:1(2011),pp.96-130.

(32)参见Paul Ricoueur的介绍性文章“Memory-Forgetting-History”,in J rn Rüsen,ed.,Meaning and Representation in History,New York,2006.

(33)关于欧洲范围内互相冲突的记忆,参见Arndt Bauerk mper,ed.,Das umstrittene Ged chtnis:Die Erinnerung an Nationalsozialismus,Faschismus und Krien in Europa seit 1945,Paderbom,2012.

(34)Drik Moses,Binghampton,Kurt P tzold,Verfolgung,Vertreibung,Vernichtung:Dokumente des faschistischen Antisenmitismus 1933-1942,Berlin,1984.

(35)若想了解包括欧洲的更大范围的对过去历史记忆的比较研究,参见Bauerk mper,Das umstrittene Ged chtnis; Geoffrey Gubitt,History and Memory,Manchester,2007; Marek Tamm,“Beyond History and Memory:New Perspective in Memory Studies”, History Campass, 11:6(2013),pp.458-473.

(36)值得注意的是南京大学近期成立了记忆研究中心,其中一些研究刊登在《中国历史学》的专刊上(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47:1,2013),日本学者也转向了记忆研究,如喜安朗、北原敦、岡本充弘、谷川稔编著『歴史として、記憶として「社会運動史」1970~19851(東京,2013)。

(37)Joan Wallach Scott,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New York,1999.

(38)关于男性和男性气质的论著汗牛充栋,其中在早期学术史上有约翰·托什(John Tosh)的“历史学家应如何处理男性气质?”“What Should Historians Do with Masculinity? Reflections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History Workshop Journal,38(1994),pp.179-202.

(39)Mrinalini Sinha,“Giving Masculinity a History:Some Contribution from the Historiography of Colonial India”,Gender and History 11(1999),pp.445-460.

(40)“Women and Gender History”,p.153.

(41)参见Lata Mani,Contentious Tradition:The Debate on Sati in Colonial India (Berkeley,1998) and Joerg Fisch,“Sati and the Task of the Historian”,Journal of World History,18(2007),pp.361-368.

(42)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eds.,Marxismu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Chicago,1988),pp.271-317.

(43)关于研究殖民主义和性别的关系的优秀作品是Anne McClintock的Imperial Leather:Race,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he Colonial Context,New York,1995.

(44)Mrinalini Sinha,Colonial Masculinity:The “Manly Englishman” and the “Effeminate” Bengali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Manchester,1995.

(45)Maithreyi Krishnaraj,“History through the Gender Lens”,in Kirit S.Shah and Meherjyoti Sangle,eds.,Historiography Past and Present,Delhi,2005,p.130.

(46)Ketu Katrak,“Indian Nationalism,Gandhian ‘Satyagraha’ and the Engendering of National Narratives”,in A.Parker,M.Russo,D.Sommer and P.Yeager,eds.,Nationalism and Sexualities,New York,1992.

(47)Dorothy Ko,“Women's History:Asia”,in Kelly Boyd,ed.,Encyclopedia of Historians and Historical Writing,London,1999,Vol.2,p.1314.

(48)Malthreyi Krishnaraj,“Permeable Boundaries.Ideals,Images and Real Lives”,in Alice Thorner and Maithreyi Krishnaraj,eds.,Women in Literature and History,Hyderabad,2000,p.5.

(49)Reina Lewis and Sara Mikks,eds.,Feminist Postcolonial Theory:A Reader,New York,2003,p.8.

(50)Ibid.,p.8.

(51)Desjardinis,“Women and Gender History”,p.155.

(52)Giulia Calvi,“Global Trends:Gender Studies in Europe and the US”,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40(4),p.643.

(53)巴妮·史密斯(Bonnie Smith)主编的三卷本《全球视野下的女性史》(Woman's History in Global Perspective)也很重要,该书出版于2005年,是一部关于全球视野下性别理论与实践的论文集。

(54)Christopher Bayly,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1780—1914:Global 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Oxford,2004.

(55)Giulia Calvi,“Global Trends:Gender Studies in Europe and the US”,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40(4),p.641.

(56)“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es,un tournant critique?” Annales ESC,43:2(March-April 1988),pp.291-293;以及,“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essocials:Tentons l'expérience”,同上,44:6(November-December 1989),pp.1317-1323.

(57)Annales,“Régime de genre”,3(2012).

(58)Manfred Berg,“Das Ende der Lynchjustiz im amerikanischen Süden”,Historische Zeitschrift,283:3(2006),pp.583-616.

(59)参见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Cambridge,2015,Vol.6,引自Part 1,p.447.

(60)参见Alon Confino,“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History:Problems of Method”,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02:5(1997),pp.1386-1403;引自pp.1392-1393;以及Alon Confino,“History and Memory”,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5,pp.36-51.

(61)Kevin Passmore,“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 in the West”,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5,pp.199-219.

(62)参见,例如William H.Sewell,Jr.,Logics of History: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Chicago,2005; Herbert S.Klein,“The Old Social History and the New Social Sciences”,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39:3(2006),pp.936-944;以及Philip T.Hoffman,“Opening Our Eyes: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6:1(2006),pp.93-117.

(63)参见Gabrielle M.Spiegel,ed.,Practicing History:New Directions in Historical Writing after the Linguistic Turn,New York,2005以及Hunt,Writing History in the Global Era.

(64)参见今日所广泛使用的那些强调少数族群及女性的教科书,例如Andrew Clayton,Elisabeth Israels Perry和Allan M.Winkler,America Pathways to the Present,Needham,2003以及McDougal Littell,The Americans,New York,2007.与此相反,早期以白人男性为中心的教科书可参见John Spencer Bassett,A Short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1929以及Allan Nevins和Henry Steel Commager,America:The Story of a Free People,Boston,1942.

(65)参见Georg G.Iggers,“The Role of Marxism in Sub-Saharan and South African Historiography”,in Q.Edward Wang and Georg G.Iggers,eds.,Marxist Historiographies:A Global Perspective,London,2015,pp.220-248.

(66)Michael Werner and Bénédicte Zimmermann,“Beyond Comparison Histoire Croisée and the Challenge of Refl exivity”,History and Theory,45(2006),pp.30-50.

(67)近期历史思想与研究中对世界史的形式及其发展的讨论,参见Patrick Manning,Navigating World History:Historians Create a Global Past(New York,2003);亦可参见Jerry H.Bentley这篇简明扼要的短文:“World History”,in Daniel Woolf,ed.,A Global Encyclopedia of Historical Writing,New York,1998,pp.968-970及其“The New World History”,in Lloyd Kramer and Sarah Maza,eds.,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Malden,2002,pp.393-416;还有Sachsenmaier,“Global History and Critiques of Western Perspectives”.

(68)Oswald Spengler,The Decline of the West,New York,1926.Arnold Toynbee,A Study of History,12 Vols.,Oxford,1934-1961.

(69)参见Jerry H.Bentley,Shapes of World History in Twentieth-Century Scholarship,Washington,DC,1996.

(70)有关McNeill and Toynbee,参见Bentley,同上,p.15.

(71)又参见Patrick Manning,Navigating World History:Historians Create a Global Past,New York,2003.

(72)Anthony G.Hopkins,“The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History?” in Anthony G.Hopkins,ed.,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London,2002,pp.11-46.又参见Bruce Mazlish,The New Global History,London,2006.

(73)参见Sachsenmaier,“Global History and Critiques of Western Perspectives”.

(74)Patrick O'Brien,“Historiographical Traditions and Modern Imperatives for the Restoration of Global History”,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1:1(2006),pp.3-39.

(75)参阅Narita Ryūichi,Rekishi no sutairu(The Style of Historiography),Tokyo,2001,pp.217-230,275-288,347-364; also Hirota Masaki,“Pandora no hako:minshū shisōshi kenkyū no kadai (Pandora's Box:Issues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Public Mentality)”,in Sakai Naoki,ed.,Nashonaru hisutori o manabi suteru(Unlearning National History),Tokyo,2006,pp.3-92.

(76)参见王晴佳:《台湾史学五十年(1950—2000):传承、方法、趋向》,2002年;又参见王晴佳: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Main Trends of Change in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n Taiwan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Newsletter for Research in Chinese Studies,25:4(November 2006),pp.13-32.

(77)参阅Huaiyin Li,Reinventing Modern China:Imagination and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Honolulu,2013.

(78)Merry Wiesner-Hanks为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所作的《序》,Vol.1,pp.xv-xx.

(79)See Jürgen Osterhammel,Die Verwandlung der Welt:eine Geschichte des 19.Jahrhunderts,Munich,2009;英译本译者为Patrick Camille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于2014年出版。

(80)参见Sachsenmaier,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该书特别探讨了全球史在美国和中国的进步。

(81)J.R.McNeill,“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42(2003),pp.5-43.又参见Richard White,“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Historical Field”,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54:3(1985),pp.297-335,及其续篇“Afterword Environmental History:Watching a Field Mature”,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70:1(2001),pp.103-111;还有Alfred Crosby,“The Past and Present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00:4(1995),pp.1177-1189.

(82)Ramachandra Guha,Environmentalism:A Global History,London,2000.

(83)Simon Schama,Landscape and Memory,New York,1996,p.14.

(84)参见Mark Carey,“Latin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Current Trends,Interdisciplinary Insights and Future Directions”,Environmental History,14(2009),pp.221-252.

(85)McNeill,“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p.35.

(86)Will Steffen,Paul J.Crutzen,and John R.McNeill,“The Anthropocene:Are Humans Now Overwhelming the Great Forces of Nature?” Ambio,36:8(2007),pp.614-621.

(87)Peter与Carol Steams,“Emotionology:Clarifying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and Emotional Standards”,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90:4(1985),pp.813-836.

(88)Lucien Febvre,“La Sensibilité et l'histoire:Comment reconstituer la vie affective d'autrefois?” Annales d'histoire sociale,3/1-2(1941),pp.5-20.Lucien Febvre,“Sensibility and History:How to Reconstitute the Emotional Life of the Past”,in ed.Peter Burke,tr.K.Folca,A New Kind of History:From the Writings of Febvre,New York,1973,pp.12-26.

(89)Jan Plamper,The History of Emotions:An Introduction,tr.Keith Tribe,Oxford,2015,p.55.

(90)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学者开始对中国文化和思想中的情感与欲望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参见熊秉真编:《礼教与情欲:前近代中国文化中的后现代性》(Rites and Emotions:Postmodernity in Premodern Chinese Culture),台北,1999年。Norman Kutcher对中国文化和历史中的情感进行了简明扼要的考察,参见:“The Skein of Chinese Emotions History”,in Susan Matt and Peter Stearns eds.,Doing Emotions History,Urbana,2014,pp.57-73.

(91)参见Susan Matt and Peter Steams为Doing Emotions History所作的介绍,又参见Barbara Rosenwein,“Modernity:A Problematic Category in the History of Emotions”,History and Theory,53(2014),pp.69-78.

(92)Plamper,History of Emotions,p.60.

(93)Plamper,History of Emotions,chs.2,3,and 4.

(94)Michel Foucault,“Nietzsche,Genealogy,History”,Language,Counter-Memory,Practice: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tr.Donald F.Bouchard and Sherry Simon,Ithaca,1977,p.153.

(95)Julia Livingston,“AHR Conversation:The Historical Study of Emotions”,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17:5(2012),pp.1487-1531,“The History of Emotions:An Interview with William Reddy,Barbara Rosenwein,Peter Steams”,History and Theory,49:2(2010),pp.237-265.

(96)参见Matt and Steams,Doing Emotions History,pp.2-3以及Barbara Rosenwein,“Worrying about Emotions in Histor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07:3(2002),pp.821-845,引自p.821.

(97)参见Julia Livingston's remarks in “AHR conversation”,pp.1489—1490.Alan Maddox的文章题为“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the Passion at the Basilica of St Anthony of Padua in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发表于20 1 5年8月24日在济南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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